不是事后孔明，见风使舵。笔者没兴趣，亦没看过《给十九岁的我》。
绝非自义，笔者去年没有杯葛罢看卡塔尔世界盃决赛，但以香港中学校园为题材的作品，着实不特别感兴趣，加上连本身感兴趣的事情也未有足够时间完成，因此从一开始便没打算预留时间观看。不感兴趣的主因，是笔者过往在学校和教会也遇过以「爱」的名义施行情感勒索的师长和教友。当媒体大肆引用「以上帝的爱浸死学生」那句说话作报道后，笔者的心理防卫机制更是迅速启动起来，从而与相关作品保持更遥远的距离。
其实不是每个师长和前教友也是这样，但那些人的存在，已足够产生巨大的破坏力。他们所谓的「爱」，不时是以他们的主观感觉为最终的依归，据理力争反抗的效果不一定理想。施予「爱」的一方可能会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但笔者却不领情，什至会觉得笔者的回应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旁人也可能觉得笔者不懂「和衷共济、感性包容」的「处世法则」。按理说，如果某种行为是不对的，那么由谁来做那些行为也是不对的，但一旦渗杂了所谓的「情」和「关系」，叙事便会变得复杂起来。有些人认为，与父母、师长和朋友相处应该「讲情不讲理」，讲理便等同破坏「情」和「关系」。部份有信仰的人，还会把「凡事包容」和「宽恕」的金句变成教条。如此「浓浓厚厚的爱意」，往往令笔者吃不消。
网络年代 拍摄曝光常涉争议
在社交媒体盛行的年代，上载至社交媒体的照片和短片多如繁星。正因如此，类似《给十九岁的我》的拍摄和放映伦理争议，其实并不罕见（虽然那些照片和短片曝光的规模远不及公开放映电影的程度）。比方说，日校老师把与未成年学生的（大）合照上载至个人的社交媒体帐户时，也不一定得到学生或学生家长的同意。教会主日学和团契也会有导师热衷做类似的事。他们上载那些照片和短片时很可能会加一些「爱心满溢」的文字描述，而那些照片和短片被上载后，他们或许也会得到不少赞好和正面留言，但难保会有青少年不喜欢自己在别处被曝光，或觉得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被骑劫。
笔者过往曾不止一次在基督教的圈子遇到以下的情况：为人父母者上载了与子女事主的合照到社交媒体并加插「爱心满溢」的金句旁述，事主真实的感受却与他们的父母存有巨大落差，但其他教友在社交媒体看到相关照片后，颇常提及事主的父母如何关爱他们，让他们感到不胜其烦。可是，由于父母掌握了事主的经济命脉，加上与父母闹翻须承受旁人的言论压力，因此事主只好逆来顺受。再者，事主长大成人后，其旧照和生活片段也可被他人翻出来。顺带一提的是，不少人也喜欢上载抱着宠物的照片和短片到社交媒体帐户，但被抱着的宠物的真实感受也不一定如上载者描述般那样，只是较少人认为宠物的权益会因此受到侵犯而已。
审视自省 勿滥权施压年轻人
最后还想简单记述个人过去在中学抗拒拍摄感恩片段的经历。事缘在中七的最后阶段，包括笔者在内的同级同学即将参加最后一次学校周会。根据过往的校园惯例，中七的数个班级会各自制作感激学校栽培的片段。虽然相关的片段只是在校内播放，但拍摄的过程由几位与老师关系较佳的同班同学主导，而笔者并不希望配合吹奏感恩的主旋律。笔者认为，部份老师在校园内运用权力以晓以大义的态度，说过一些逻辑不严密和与实证相悖的「道理」。「情滥理盲」的爱校主义，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缩影。当没有不感恩的自由，感恩便失去意义。不过，试问直率地批评学校和老师的说话，是否可以如实地在学校的毕业感恩周会场合上播放？最后，笔者成功坚持不参与拍摄，但须在课室内承受一些閒言閒语。记忆犹新的是，虽然笔者能够在校园内坚决反对部份事情，但因权力不对等而被迫妥协的事例同样不胜枚举。在校园内，抗拒师长权威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笔者很多时只能自我安慰，把这种经历视之为锻炼心理强大的过程。
以笔者对香港学校和教会生态的理解，《给十九岁的我》拍摄公映闹出的风波早已不是稀奇的事，类似的事也不太可能是最后一次发生。江丕盛在〈《给十九岁的我》：两种回应〉一文强调：「我们更不应该自义地扔石头，而是要学习在他人的错失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真诚反省自己或许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笔者是非常同意的。有一种说法是，尽管一个人可以非常不喜欢长辈的扭曲教导，但在长期耳濡目染的情况下，或多或少也会有他们的影子。尤其笔者距离青春已愈来愈远，与时下年轻人相处也会感到「代沟」的真实存在；若然有所疏忽，便会不经意滥用权力把压力加诸在他们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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