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音证主协会（证主）事奉多年，有幸遇上不少属灵前辈，什至可称为一代属灵伟人。已返天家的先有陈喜谦牧师，这个月还有我们的第一任总干事薛孔奇先生。
我加入证主时，薛先生已安排退任总干事，当时接触不多。后来在国际福音证主协会的层面有机会近距离向他学习，虽然时间不长，期间压力也超大，但所学的却毕生受用。以下分享几点：
一、他被称为visionary。我不知中文应如何翻译──有异象的人？异象启动者？由于他的想法与领受往往超前多步，理解的人不多，有时也感到他的孤单。他不是那种只说不做的人，而是身体力行落实异象。例如，一九七三年中国内地还处于文革时期，他便开始了中国事工，先以祷告及研究聚焦，之后按照当时处境而调整事工，什至五十多岁便退任总干事，也是出于服侍中国教会的策略调整。又如一九七八年当埃及与以色列还未签署停火协议，他便开始圣地团，是华人教会的先行者，定位为圣经教导。
二、终生不渝的使命，是圣经教导。薛先生六十年代领受呼召，还未完成大学学业便由美回港，这已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那些年出外进修不易，他回港后在灵光书室服侍，家人当然也难以接受儿子不读大学，回港卖书。及后他获两间宣教机构信任，分别是中国内地会证道出版社及中国主日学协会香港分会，这就是「证主」的由来。
差会把资产移交华人同工，薛先生成为合并后的第一任总干事。他当时只是三十多岁，今日是难以想像的。多年不变的，是他对圣经教导、主日学的异象。还记得当年我多讲中国内地会的基因，他便提醒我也需要研究中国主日学及分享主日学协会在证主的基因。他除了在教会终身委身于主日学教导外，晚年也成立华人圣经教导推行会。我有幸于二十年前参与他领受全国圣经教导异象的落实过程。今日证主的「活道」圣经教导事工便是由他催生的。
三、普世天国视野。自七十年代起，香港教会事工发展多元化，薛先生以超人魄力，先后在六个国家成立证主。与此同时，他也成立多间不同性质的机构，有与宣教、出版及教会事工等相关的，也有在机构间推动联合事工，关注机构同工。他不是怀着那种要机构独大，到处「插旗」的想法，而是看到不同机构在天国使命上扮演不同角色，但总的来说，他认为机构都是支援堂会的仆人。
四、是仆人，又是企业家。薛先生家族是来自上海的商人，他拥有家族营商的基因，放在机构的处境便是我们今日所讲的「营商宣教」。他早已提出，机构提供的应是优质服侍，不是廉价贱卖的货品。他一直要求以营商的标准来做事工。当年首批用圣经纸出版简体字小册子供应内地教会便是一例。带一本二百多页繁体版属灵书回内地很困难，但圣经纸又轻又薄，成为小册子后，同样大小的一本可变成六至八本。此外，物料又要耐用，因为一本小册子要让内地多间教会轮流传阅。可以想像，成本很高。真正理解他的人其实不多，有不少人会说同样的奉献金额可供印刷更多书籍，但事工果效却不能相比。
五、与企业家精神相关的——创新、高要求。证主在他带领下，做了不少创先河的事工，也得承认，有些只是不太成功的试验品。他曾说，证主的英文Christian Communications，中间的沟通是众数，即不拘泥于形式。例如，出版书籍，印刷只是一种形式，声音是另一种形式，于是八十年代出现「有声书」一词。当年还有影带、镭射唱片诗歌、诗歌卡啦OK等。
要谈薛先生，还有很多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未能尽录。最后还有一个片段及一句话想分享：
一个片段：二〇〇三年五十万人游行，在挤得水泄不通的铜锣湾与薛先生相遇。他在机构不多说政治立场，但私下却立场鲜明。对于教会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他提出不少洞见。
一句说话：做事工，怕就不要做，做就不要怕。我不记得这是否他原来的说话，但意思应该是这样。我今日也经常复述他这句话，与人彼此鼓励。
（转载自作者FB）
作者为福音证主协会副总干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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