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咁的，有次小薯如常落区探访，当用惯常的开场白：「食咗饭未呀？」问候那位拾荒街坊宝姐（化名）时，她便说到已经吃了面包作为正餐。再多问几句，她就慢慢道出自己其实日常中午也是惯常以面包果腹，然后工作到夜晚七、八点才会再吃东西。而且因为价格所限，每日买的面包也仅限于同一间，以及最便宜的那几种款式，日复如是。
不愿领饭因自觉「好样衰」
当问到原因时，宝姐也不令人意外，自然提到是因为现时外出用膳的价钱太昂贵，因此宁愿用四元买一个最实惠的选择充饥，也不愿意花四、五十元到餐厅买一顿饭，要知道这笔钱可不琐碎，是她用几乎一整个上午拾纸皮才换取到的金钱数目。然后小薯就说到油尖旺周边其实有很多良心小店每日也会免费派饭给区内街坊，平常见到有很多人也会去排队领饭，提议她不如也这样做吧。不过宝姐立刻便说出她不会，原因是觉得自己这样做「好样衰」。
「同样都系医饱个肚啫，排队拎饭咪得罗！又唔使钱！」若然只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即讲求达成目标最有效的手段，宝姐的选择或许是很不理智。明明排队领饭就不用每天那么辛苦，拼命节衣缩食，吃着每天同样的面包。她竟然这样也不领情，「摆明死要面啦！」不过转换思维，如果我们不只是停留于在第三者立场客观分析、构思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愿意花更多心思先从价值理性上认识对方的价值观和信念构成、转换角度代入当事人的处境和情感，然后才思索前者。那么我们会更理解街坊选择背后的思虑，也是反映着其对自我尊严的重视和守护。
若隐若现的权力展现
如果你是小薯，你会如何回应宝姐当刻的想法？或者应该要尝试说服街坊：「话知系咪人地派啦，最紧要医饱肚嘛！」才对吗？不过若然真的尝试代入宝姐角色思考，就会明白更多她选择中的苦涩，领饭对她来说为什么是一件如此羞耻的事。派饭、综援这些涉及社会公共资源的再分配其实是一种若隐若现的社会阶级和权力展现，只是前者被标签化或污名化的情况没有后者如此明显。这种以物资援助形式作为切入点的社区关怀，实践时强调的「施赠者」（giver）和「受助者」（taker）关系，实际上无形间加强了街坊在公共领域和自我认知上是「弱势社群」的标签。
而可能我们平时不太察觉，其实潜意识是深切明白这种标签的存在。「佢系穷人，所以有需要去排队拎饭好合理呀！」的观念，早已内化在我们长时间的社会实践中。因此我们才会对一个「身光颈靓」的金融上班族领饭感到哗然、惊愕，大费周章报道；对一个年近八旬的退休长者做同样的事不以为然。至于为何我们会有这种思考方式和相应反应，其实原因与香港的福利制度特征息息相关，其中包括了公营机构以外的社会服务介入（如NGO、个人行为者）如何一直塑造社会主流的道德价值观和慈惠文化，以致影响到宝姐今天的想法和决定，会觉得排队领饭是如此「样衰」。
特定群体易被标签成输家
香港多年来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liberal welfare regime）一直强调自由市场赋予每个人绝对公平，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政府的角色着重于维系「市场至上」的稳定性，在福利政策上只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网，好让「弱者」有能力继续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将来重新投入市场竞争。当中的论调也和「狮子山下精神」中某些为人熟悉的观念如「默默耕耘、肯拼搏，总会捱出片天」相互呼应。不过，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範也令我们社会一直惯于将贫穷、社死等「不幸」结果大部份归咎于个人的际遇、失败或不努力，而非「人为」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从而导致额外接受非普及福利如领饭、领取综援的特定群体容易被标签成「无能力自救者」、「市场竞争的输家」、「低人一等」，异于普罗大众。
由此可见，领饭也是一种阶级和社经地位的展现。宝姐会认为领饭「好样衰」，原因在于这个行为某程度违背了「自力更生」的社会主流道德观，从而无形间否定了其曾经努力不懈的价值。若然接受，就是象征着她是「弱势」需要接受他人的「施舍」、「怜悯」，什至承受可能被社会指责成「好吃懒做」（即「综援养懒人」观点）的风险。小薯与宝姐相处一段时间后，就稍为明白更多街坊其实未必是希望他人能够留意到他们有多惨、有多受压迫，以此获取更多关注和照料。有时他们只是单纯渴望一种平等交流，被视为与你我无异的普通人，拥有相等的社会权利和尊重，不因生活状况、工作性质未达至所谓社会公式标准而遇受任何阶级标签洐生的差别对待。
虽然宝姐经常跟小薯说自己是个「乞丐」，要这样依赖拾荒维生，不过也会见到一个即使自尊心如此低落的街坊，在时势很恶下仍然有自己坚持的界线来维护最后的信仰，不愿轻言妥协。这也诉说着相比物质生活补足，街坊更长远需要的是一种灵性上的持续充权。不过如果我们没有尝试过以同理心转换角色，代入其中的挣扎，我们就只会继续执着于以工具理性来回应街坊的需要。纵使当中同样也是回应街坊需要，我们却忽略了街坊更深层次的心灵需要，将两者强行分割开来。什至在不能理解宝姐的选择时就用简单一句「摆明死要面啦！」无情地否定街坊思考的价值。一句到尾，其实我们的服侍仍然只是从自我中心出发，而非从邻舍真正的处境。
社区关怀应致力恢复人的尊严
社区关怀实践最重要的使命不是停留于满足邻舍生理需求，而是在回应基本生存层次之上，致力恢复每个人与生俱来应有的尊严和生命价值。我们有需要重新反思的是目前的慈惠文化以及社区服侍方式是否能够达致他者身心社灵上的回应，抑或是无形间使几种需要分割开来，什至相互对立。
观乎现时大部份的社会组织、机构跟政府福利策略类似，继续依从「弱者优先」、「需要导向」的原则提供福利服务，以最少普及性将有限的公共资源集中在公认的「最贫乏者」身上。在实际操作下，物资援助给「弱势社群」就成为了最常见的社区关怀模式。而且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方式比较所谓「正路」或是较快见到所谓「果效」目前可见愈来愈多人热衷于参与其中。这种社区服侍方式固然是无比重要的，它确实是为缺乏政府全面支援的街坊拾漏补遗，而且在实践上也能更回应邻舍即时需要，并有较大的灵活性应变。
不过如前所述，既然这种方式或许会无意地造成某些人如宝姐的羞耻感和自尊损伤，我们需要思索的是社区服务的论述和手法如何尽量减少阶级标签和污名化，减低使用服务者需要承受的社会代价，以致能够在「樽盐」（社会服务介入）和「尊严」（自我价值认同）间取得平衡，使社区服侍和慈惠文化能够更人性化，最终实践到回应身心社灵的全人关怀。否则，不加思索就做拼命地做，就只会腐化成「见到流行、好似啱使就做」的事工狗冲现象，也对邻舍的持续充权无益。
（副题及分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为关怀贫穷学校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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