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官校一直念书至中五，会考成绩一般，但英文不好，只有D Grade，恐怕应付不了预科。不知为何，不想在原校重读，打算找间夜校，日间做part time帮补家计。可是，在申请一间名校的夜校时，被面试老师「单打」，大意是这样的成绩不要拿来「献世」。于是，我也没有太多心机找学校念书，准备找工作。

这时候，一个教会姊妹刚到一间学校教书，知道我没学校收读，便打电话给我，着我去她学校面试。那时已经是八月，爸妈对我念书与否没说话，但我知他们是想我读下去的。于是，我按照时间前去面试，九月一日上学。由于那是间新校，我念中六的班级是全校最高一班。

第一天回校，即被训导主任斥责我插手在裤袋并不合适（尽管我认为几型），后来被她骂了许多次，即使我们成了好朋友之后，她也照骂。老师大部份是基督徒，同学有三份一是基督徒，其中几位来自小群教会，特别热心。在班中彼此认识两、三星期之后，基督徒同学已经在想如何向其他人传福音。我不算是热心信徒，过去只有几年事奉，也参与中学生团契的事奉，带过数人信耶稣，不过白占地土的时间仍然较多。在同学热心传福音的影响下，自己也不好意思太懒散。

训导主任有次找我参加演讲比赛，我写了篇讲章，大意是信耶稣对人生的影响，取得了冠军。学校想我参加校际比赛，老师告诉我，可以讲自己想讲的东西，但不要有这么重的基督教味，因为校外评审大多不是基督徒，太多圣经听不入耳。结果，只要不说圣经我就表现失准，折戟而归。

学校最重要的是老师。班主任原本是工程师，放弃专业来教书，是想接触学生。在他影响下，我们班中有数人相信耶稣。我通常离校回家时，与他同路去搭车。每天在路上都会谈话，他与我谈到对传福音的态度，影响了我对事奉的看法。此外其他有几位基督徒老师，也是热心事奉。

中文老师不是基督徒，白发苍苍，但热心教学。我后来知道，他其实很年轻，来自国内，经历过文革，在十年动荡中折腾，然后才来香港。因为他，我找了关于文革的书来看，从此再也无法改变我对文革的观点。我与这位老师很谈得来，毕业时他送了一幅书法给我，上书：「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那是王安石的〈登飞来峰〉，虽然我后来对王安石没好感（他把北宋唯一一次救命的改革机会搅坏了，某程度是他个性的问题），但这首诗成了我一生的至爱。可惜那幅字画随着搬屋多次，已经遗失了。

在学期间的圣诞聚会，我向学校建议，可以做诗歌布道会，由我与另一位女同学担任主席，请了位牧师来讲道，呼召同学信耶稣。过了新年，功课愈来愈忙，除了学校团契，可以参与的事奉再也不多。不过，当我毕业离校时，不禁有不舍得的感觉。虽然念书成绩不算好，但学校对我的人生却很有意义。

过去香港教育为人诟病的是，会考状元只期望做医生和律师。然而，这是工种，不是理想。医生可以是有理想、宅心仁厚的医生，或者埋没良心、逢迎权贵的医生。仗义每多屠狗辈，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读多少书，尤其是在一个价值观已扭曲了的社会，坚持公义更为重要。工种与良心没有关系，只是呈现理想的途径而已。

故此，倘若学校只要求表面的逢迎，而不教导公义，鼓励追求理想，那是完全没有意思的。孟子对梁惠王说「何必曰利」，就是警告他，别以为利字当头是社会的唯一取向。当一个社会只有功利而没仁义，只有法律条文而没做人的良心，人人唯利是图，寻隙对付异己，讲的一套与真实想法相差极远时，那才是真正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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