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读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发表于一八九九年），讲一位俄国贵族聂赫留朵夫，在担任法庭陪审员时，重遇年轻时被他奸污后遗弃的女仆卡秋莎，她被诬告杀人而受审，更被误判放逐到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受良心责备，于是沿途陪着卡秋莎流放。途中与各种囚犯接触，听了他们的经历和故事，他慢慢察觉到在自己迷人、繁华的贵族生活外，世界充满压迫、痛苦和野蛮的行径，而他以前是视若无睹的。他总括当时俄国的囚犯不外乎是四种人：第一种是本身没有犯罪，纯然是法庭错误判决的牺牲者；第二种是几乎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境况下都会犯罪的人，比如面对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种是确实犯了罪，但相对于他所犯的罪，社会对他犯的罪却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嘘的是第四种人，他们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过因为他们的道德比社会上其他人高尚，这些人就是政治犯。
小说对俄国社会悲惨的具体描写达到诡异、可怕并梦幻的程度。
接下来，托翁用整整一章抄录一段一段的圣经原文，宣扬他的爱与宽恕、和平与非暴力思想。从来没有一部小说会这样整章抄录圣经。那时年轻的我，深受共产主义的无神论影响，对基督教不了解也不接受，但这整章的圣经经文，却深深吸引我读下去。宗教追求心灵平和，追求善，追求死后的永生。而《复活》告诉我：宗教与社会、与人世的苦难紧密相连。
其后我经历数十年生命波涛的冲击，见尽了也论尽了政治的污秽，和人们不得不在这污秽中翻滚与受折磨。共产思想早已离我而去，今天我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相信有灵魂存在，也相信宗教的普遍教义，相信人是有罪的。人性非善，因为人类社会永远受权、钱、色这三大关系支配。人在宗教信仰中寻求救赎，但置身在人类社会中就很难不沾上罪恶。至于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社会的悲惨、诡异、可怕的程度，就更什于托翁笔下的帝俄时代了。
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少公开谈论自己的信仰。因为这是个人心灵的趋向。可是，近年来许多从政人士却乐于宣称自己的教徒身份。「是否当官，听从上帝旨意」、「上帝叫我参选」、「天堂有我的位置，因为我做好事」、「我是基督徒，每一步都遵从自己的信仰」……
在教会服务了近四十年、关心社会事务、备受尊敬的袁天佑牧师，深谙基督教义，却自称「对信仰也只是寻道者，也是个罪人」，不免对那些不知「有罪」的教徒感到奇怪。尤其是，他们的政治趋向都认同及维护一个无神论的政权。
「返了教会不会变好人」是袁牧师这本着作的其中一篇。许多神职人员都与社会政治议题保持距离，他们也许想突显宗教的神圣地位。但袁牧师却以圣经教义、以基督徒爱心关注几乎所有香港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包括教会、宗教领袖和教徒在政治污染下的取向。读这本书，就像年轻时读托尔斯泰的《复活》，尽管是不一样的心灵触动，但同样是以基督教义与社会命脉相连。而且，一位睿智牧者对今日香港种种问题的思索，无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想知道吧。
编按：此文为袁天佑《走进时代的信仰》内李怡所撰序文，蒙袁牧师及出版社允准转载，以资悼念。
李怡于二〇二二年十月五日上午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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