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觉得吗？日子已经变得非常薄。如果你伸出舌头来，就能感觉到这一年的日子比上一年更为无味。」

「最使人气愤的是，忽然冒出了那么多的专家，告诉你说，少了一些日子，脊梁也少弯曲一点，我们每一年不是过得更轻松一些吗？事实上是，我们工作的日子从没减少，他们只是变得一模一样，这天和另一天没有什么区别；那些想要哭泣和尖叫的日子却不知道该塞进哪里去。」

──〈薄日升降机〉，谢晓虹《无遮鬼》，页90

平庸的日子与特殊的六月四日

后社运年代，加上几近两年的漫长防疫，日子确实变得非常薄，薄得失去每天该有的重量。今天彷佛是昨天的重复，明天丝毫不令人期待。每天的确诊数字早已令人麻木，不间断的荒谬恐吓亦渐渐令人犬儒地接受现实，加上移民潮的离散，日子对留下来的人来说的确愈来愈索然无味，只好重新倚赖消费或追星等来抒发压抑的情感。失去意义的日子重重复复，正好构成香港平庸的日常，一切如常运作，秩序不受扰乱，例外状态成为常态，任何盛载潜能的「事件」都要被日常机制吞噬。当高压管治成为架在头上的刀，衍生的诸种治理装置所构成的日常就如慢性毒药，不但试图抹去人对日子或时间差异的感知，令人对未来失去盼望，认定日子只是当下线性的无限重复；更剥夺人的能动情感，使人要不就消极地应对现实，要不就转而让自身承受情感的伤害。

六月的来临，象征一个循环的结束与开始，尘封的平庸日子终被搅动。卅三年后的六月四日，「圣地」维园被封，一切公众悼念被禁止，我们连行礼如仪的机会也被夺去。政权大费周章地封场、散播恐惧，其实吊诡地逆向提醒大众毋忘这日子盛载的记忆、意义与能量，更彷佛迫使大家要比以前更牢牢记着。于是乎，虽没有大型的公众悼念，我们却见到不同人或群体，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及行为作出表态，宣告着这天并非寻常的日子，而是铭刻着历史伤痕与呼声的一天。值得思考的是，什么驱使着大众排除万难，仍坚持在当天站出来作哪怕是无用或些微的表态？是经历了怎样的传承与岁月洗礼，令六月四日被「圣化」？诚然，是卅三年累积而成的遗产，除了各种途径的历史保育、出版与传播，每年行礼如仪的晚会，熟悉的音乐、烛光，什至后来被讥讽的「哭腔」，都如宗教仪式般深刻地将六四记忆烙印在这一代人身上，哪怕往后出现各种对大台或理念的争议，都恰恰反证六四这日子的特殊意义，令大家都不得不围绕它，为其赋予不同的诠释。

以节期重构时间感的教会使命

一九年后，什或始自一四年，香港同样诞生了许多特别的日子，背后盛载着的记忆与情感自然不可言喻。相比六四蕴含的力量，大家仍在梳理香港的这些日子，酝酿与累积日子背后代表的意义与能量，特别是如何转化为持续被记住与凝聚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若从六四的经验来看，日子需要被正确仪式化、具像化、经历时间的洗礼，方能承传它的意义，释放蕴藏其中的潜能，为往后的运动播下种子，静待日子化为「事件」的契机。事实上，在抗争后段至沉寂期的一段时间，延续着抗争的馀温，这些日子曾被绵密地提起，近乎每星期在不同地点都有未完的记忆债，等待大家偿还。当时过度密集的氛围，连接着近半年高强度的情感拉扯与资讯爆炸，对不少人来说都吃不消，反而令人渐渐对这些日子失去感觉。热度冷却是可预期的结果，加上国安大法的降临，更加速剥去这些日子的特殊性，令它们变回平庸的日常。

如何重新赎回这些属于香港人的日子，建构如六四般的印记？在目下的高压氛围下，当一切公共凝聚的可能都被压制，尚可合法聚集的香港教会，其实理当肩负起此时代重任，真正成为公共的见证。这并非处境使然的临危受命，而是教会的本质与标记。教会的独特正在于她是一个以纪念为核心的群体，由此衍生的礼仪都指向记忆的承传，成为往后建立新群体的标记。这些礼仪不单是教会内部的传统，更可反过来形塑世俗文化，建立另类的时间观。现代人最熟悉的莫过于安息日的传统，让六日的劳动有暂停的一刻，予人休息与崇拜的空间。但除了安息日，基督教的节期传统亦在人类时间进程上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即使踏入后基督教时代的西方国家，仍旧由节期传统决定她们年历的文化习俗与氛围，如十二月在不少人心中都与欢庆、感恩扯上关系，哪怕世俗文化已借此转化为消费主义，抹去宗教色彩，但根源仍离不开节期对日子产生的影响。

始自十二月的将临期，至高峰的复活期，到复活后的圣灵降临期，构成一个独特的时间循环。节期其实就是将原本平庸、无意义的日子划分不同时段，赋予意义，让信徒在时间中跟随节期的内涵而作不同的生命操练，如将临期对基督降生的渴望与感恩、大斋期的禁欲操练与对生命的自省。当然，节期如今可能只成为礼仪教会的遗产，但正因为现代人的时间早被世俗意识形态掏空内容，磨平至无意义的线性重复，失去对日子重量的感知，反而更突显节期对重塑时间感乃至生命精神的必要。

建立香港本色化节期的想像

节期正正为香港教会示範如何透过礼仪圣化时间并建立传统。事实上，当近两年六四只剩下教会坚持举行各种形式的祈祷会时，香港教会正不自觉地参与和延续属于香港本土历史的节期。而在如今公民社会几近消失的情况下，教会可能更要担当建立香港节期的角色。一九年抗争中诞生的日子，教会又是否可透过礼仪化而为这些日子保存意义与累积力量？这些日子盛载的名字、事件、情感，什至真相等，仍极需被梳理与转化，以对抗当权者的论述。教会未必能取代公民社会凝聚大众对日子赋予的共同标记，如六四的口号或烛光符号，但教会起码能先让日子不被遗忘、不被平庸化，透过纪念日子而产生另类的公共空间，保留日子成为「事件」的种子。

若教会自觉有使命为六四举行祈祷会，香港这些日子盛载的血泪与哀声，教会同样具充份的理由以祈祷会向大众宣告，这些日子要被分别为圣地纪念。昔日莱比锡圣尼可拉斯教堂（St. Nicholas Church）在柏林围墙倒下前的极权东德，坚持举行周一「和平祈祷会」，间接凝聚民间力量，香港教会当然无法复制他人的经验，但盼望教会要忠于公祷的职事，让上主借着祷告施行他出乎意料的作为。

节期传统对香港教会的另一大胆想像，可能就是香港人的节期，能否在某程度上将教会节期本色化？香港人的节期同样是一个循环，始自六月，直至十一月，而碰巧这是教会的圣灵降临期，标志着圣灵降临在世，充权信徒为主作见证。置于香港人节期的背景下，香港教会又是否能对圣灵降临期提出更贴地或合宜的诠释，将香港人的故事与上主的叙事结合？这段时间可能亦是香港教会最需要展现公共见证的时间，凝聚大众去走过创伤，哀悼失去之人，酝酿彼此对香港未来的集体意识以准备进入寒冬期。诚然，香港教会当下面对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但正因如此，可能亦给予教会前所未有的契机去思考，如何活出作为「香港」的教会，参与延续香港的命脉。

（分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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