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愈是临近，人们内心的郁闷与失落愈是强烈。仪式的消失，哀伤的情感无「蜡烛」之地。曾被嘲为「行礼如仪」的，沉淀了几十年后，一旦没有了，更觉其独特的重量。
这篇文章出自我博士论文中一小部份内容。我把它译成中文，并尝试去除一些较艰涩的概念，以相对浅白的文字表达。文章目的不是「传教」，而是希望表达，基督宗教从起初发展而言，没有也不应忘记世间受害者与受苦者；文章也希望表达，在肃杀的气氛下，我们仍有集体纪念的路径。
纪念既在于行动，也在于我们如何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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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圣餐的社会与政治含意，不应被纪念说、同质说（或称「圣体共在论」，consubstantiation）、变质说（transubstantiation）的争论掩盖；它更不该被肤浅的「合一」和「河蟹」的论述骑劫。上世纪，受自身社会背景刺激的一些拉丁美洲神学家直截了当地表示，进行圣餐对压迫及不人道的社会制度是极其危险的动作。1 神学家麦茨（Johann Baptist Metz）那「危险的回忆」（anamnesis）的概念，是有其社会科学基础；它是观察早期教会某些集体宗教行动而得的想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宗教行动，就是圣餐礼。
圣餐应能刺激参与者反省社会之不公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4节和路加福音廿二章19节提及，圣餐的原意是「为纪念我（耶稣）」；对第一世纪信徒而言，该纪念耶稣的哪些方面？早期圣餐参与者，有一种「饼╱身体╱钉十字架」的情意（bread╱body╱crucifixion complex）：擘饼不仅提醒他们耶稣为他们死这事实，更要他们记得耶稣被钉死之原因。2 饼被擘开，应使我们忆起耶稣如何被罗马政权不公地迫害至死于十字架上。因为耶稣──不论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令当时的罗马帝国感到其政权受威胁；原因是它从耶稣和门徒身上理解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你（罗马君王）对城邦（polis）、社会，并人的整全性（wholeness）的定义，都是扭曲、荒谬的。」3 耶稣与门徒更尝试展示另一种可能，这另类可能，见于早期圣餐中：每位参与者获得的食物份量都是相同，并且各人要服侍其他人、为其他人「上菜」。
如此行动，在当时极具颠覆意味，因为罗马帝国是一个着重阶级的社会。人们没法想像主人和奴隶同枱吃饭，并且两者吃同样份量或质素的食物，更莫说主人还为奴隶「上菜」。因此，早期教会的圣餐是冲击着当时的社会规範，刺激参与者反省社会不公，并意图提出另一种社会可能。从这角度看，今天不少教会常提及的合「一」，应具备「一」视同仁的基础；而这一视同仁，是针对社会上有权势者而说的，而非对无权势者及被压迫者施加的另一重苛刻要求。
圣餐是培养「公义记忆」的重要过程
擘饼应使圣餐参与者忆起耶稣是被不公义地处决。他是受害者，但圣餐不应只纪念耶稣的死本身，如学者Margaret Scott所言，耶稣自己经历了苦难与痛楚。他在最后晚餐上擘饼，把饼分给门徒；这举动，其实象征他自己参与在被苦害、身体被「擘开」的过程中；这行动，代表耶稣体验世间受害者之痛苦，并与他们休戚与共，和他们团结一致（solidarity）。4 因此，圣餐不单纯是哀悼耶稣的死，更是哀悼世间其他受害者，并表达圣餐参与者愿与他们站在同一阵线。那「饼╱身体╱钉十字架」的情意，本有强烈的凝聚与巩固社群的能力；不过，这能力不单止在参与圣餐的人身上起作用，更延伸至圣餐以外的受害者。
英文“remember”一词，含义丰富：“remember”有「记念」，也就是与被记念者（重新）连结的意思（re-members）。历史上，不少政权尝试抹去或扭曲她们加害他人的历史。从这角度而言，圣餐是一种纪念、守住人被害之记忆的举动；它要表达圣餐参与者没有忘记受害者被害的过去。借用法国思想家利科（Paul Ricœur）的概念，圣餐可说是一种培养「公义的记忆」（just memory）的重要过程。5 可惜，哲学家Nicholas Wolterstorff一针见血指，现今很多教会漠视、掩盖或抹去圣餐中那可怕、羞辱、被诅咒和控诉不公的元素。6 于是，「公义的记忆」未被唤醒和培育。我们有必要反省圣餐的抵抗意义。
忽略、无视，什至故意掩盖圣餐的抵抗含意，是未能把握或刻意扭曲圣餐原初的精随。耶稣的最后晚餐是否在犹太人的逾越节那天举行，圣经中四卷福音书的记载并不一致。7 然而，重点是在四福音的描述中，最后的晚餐皆与逾越节挂钩。逾越节是什么日子？就是纪念当年以色列民族脱离埃及为奴的节日。换言之，逾越节、最后的晚餐，以及其后发展的圣餐，被置于同一个叙事範式（paradigm）中，全都有强烈的抵抗帝国的色彩。圣餐中另一环节，正是这色彩的展现：在早期的圣餐中，参与者会举杯奠酒（libation）。在当时的社会，奠酒是向罗马君王致敬的举动。当圣餐的参与者向耶稣──一个被罗马政权视为「寻釁滋事」而遭处死的搞事份子──奠酒时，当中颠覆之意思，不言而喻。8 圣经中马可福音十四章25节描述，耶稣向门徒表示：「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并把杯递给门徒喝。这对地上政权挑釁之含意，以及要求门徒效忠上主，亦是显然而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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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的礼仪既是为了被纪念者，也为作纪念之人。仪式是要提醒参与者良心不要麻木，并坚固他们的信念。原有的纪念集会消失了，而且这消失可能成为日后的新常态。然而，圣餐暂没被消失。定期举行的圣餐会否是一种常态，以抵抗由政权打造的新常态？这星期，以至日后，每当我们在圣餐时拿起饼和葡萄汁时，愿我们明白箇中深邃的意思。
纪念既在于诠释，也在于我们用行动守住回忆。
1. Rafael Avila, Worship and Politics, trans. Alan Neely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1), 84.
2. Hal Taussig,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Meal: Social Experimentation and Early Christian Identit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9), 137.
3. John Howard Yoder, The Politics of Jesus, 2n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107.
4. Margaret Scott, The Eucharist and Social Justice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2009), 104.
5. Paul Ricœur,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Questioning Ethic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 ed. Richard Kearney and Mark Dooley (London: Routledge, 1999), 11.
6. Nicholas Wolterstorff, “Liturgy and Justice,” in Liturgy and Ethics: New Contributions from Reformed Perspectives, ed. Pieter Vos (Leiden: Brill, 2017), 117–18.
7. 太廿六17、可十四12、路廿二7均记载是逾越节当日，但约十三1似是指在逾越节前夕。
8. Taussig,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Meal, 131.
（分题为编者所加。原载于作者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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