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逆境中香港教会跟进研究」发现，在2019年冠状病毒病（COVID-19）首四波疫情期间（2020年1月至2021年5月），堂会每周崇拜聚会的平均出席人数呈现一种U型走势──初期明显下跌，中期转为稳定，后期逐步恢复。（图1）可以想像，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累积，堂会逐渐掌握维持网络崇拜的所需技巧和技术，什至优化，如此看来，这种U型走势仍合符现实。
须留意统计方法小心解读
出人意外的是，2021年5月份的数据。当时第四波疫情完结，政府放宽宗教活动参与者人数，限制在不多于该处所作为崇拜地点通常可容纳人数的30%。堂会在恢复实体崇拜的同时，仍维持直播作网络崇拜。若单纯把参与实体崇拜人数181,664人和网上直播109,047人相加，总人数为290,711人。这人数不但高于2019年12月疫情开始前的248,183人，什至高于2019年3月反修例运动爆发前的268,822人，直迫2014年3月雨伞运动出现前的305,147人。这似乎有欠真实。本文将分享有关网络崇拜人数的统计方法，成为阅读「简报」时的参考，减少日后出现数据误读的机会。
堂会之间的具体统计方法即使有别，但实体崇拜人数一般而言都是「数点」出来的。然而，图2显示仅22.3%的堂会采用本身的方法（包括网上点名表、由教牧同工或小组组长事后查询等）计算网络崇拜的人数。当崇拜迁移到网上时，维持「数点」的难度就随之而增加有关。
纪录或反映「人次」而非「人数」
取而代之，逾半堂会依从直播软件反映的数目作人数纪录，其中约三成于崇拜期间特定时间点（如崇拜开始后15分钟、讲道期间、讲道结束等）作纪录，另外两成堂会则于崇拜结束一段时间后（如24小时后）作纪录。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软件只能反映观看人次，而非观看人数。而人次与人数之间也没有必然的换算或大小关系。举例来说，一对夫妇参与崇拜较多是共用一台装置进行，这样一次观看的背后代表的是两个人。若堂会崇拜结束与纪录时间相隔较远，则可能出现一人重覆观看多次的情况，使人次与人数间的关系变得更复杂。
这样看来，网络崇拜的观看人次才是较客观、准确、具参考价值和可比较性的数据。这也是「跟进研究」问卷先问及人次的原因。同一时间，研究组成员相信经历一年半的时间，某些堂会有可能渐渐发展出一套估算及比较崇拜人数的方法，供其报告（如在会友大会、宗派报告等）之用。这些经堂会修订及估算的「人数」虽属主观数据，但却提供了「人次」与「人数」之间的比例这一重要数据，让研究组可基于堂会的规模与进行网络崇拜的方式，分层推算馀下18.4%没有统计的堂会数据。
须知道当统计的方法不同，推算出来的数据就会有不同程度的误差，直接相加更会把误差进一步扩大，降低其参考价值。故「简报」采用了折衷的做法，把实体与网络两类崇拜分别列出，只作实体与实体、网络与网络之间的比较。
或反映出「逛教会现象」
相比「堂会崇拜人数几近重返伞运前水平」的结论，2021年5月的数据较可能反映「逛教会现象」（Church Hopping and Shopping）的流行。由于疫情导致网络崇拜广泛存在，信徒跳到不同的堂会参与崇拜，什至追听特定讲员的信息，都变得更容易。个别会众可能收听某牧者的讲道几分钟后觉得不合心意，就在搜寻另一间堂会。笔者不评论这种现象，只从研究的角度说明，现在已与疫情前那段仅有实体崇拜的时期不同。毕竟移动的时间成本减少，就算等待自己堂会的崇拜完结后才开始观看其他堂会的讲道录影，这也有机会被计算为观看人次／人数。这种「逛教会现象」愈流行，崇拜人次就愈被放大，故解读数据时需格外留意。
另外，2021年5月的数据也可能反映移民会众（包括移民已久）未能融入当地的堂会。网络崇拜的出现使他们可继续于网上参与香港的崇拜（什至小组），聚旧之馀又能维系和重建信仰生活。除非堂会刻意标识崇拜参与者的IP位址，或采用网上点名表等方法加以区分，否则这群移民会众也是解读网络崇拜数据时不可忽略的重要部份。
结语
网络崇拜于疫情发生后才变得普及，其研究方法与解读跟实体崇拜亦有明显的分别。在便利与准确之间，笔者鼓励堂会选择在崇拜期间特定时间点，依从直播软件反映的数目作纪录。至于如何辨别各种可能的解读，则须参考其他研究报告，以拼凑出更完整图画作参考。更重要的是，当上述数据显示整个参与教会崇拜生态正在改变时，堂会的牧养方面又怎样做到更适切？这需要堂会进一步探索。
（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研究主任。分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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