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之际，人要面对损害健康的危机，什至是死亡的威胁。死亡的阴霾临近，让人失去了生存的盼望。然而，基督教神学对于死亡的思考，尤其是对死亡的神学态度，却实在影响了我们如何理解生存的意义。
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是北非的希波（Hippo Regius）教区主教。许多人对奥古斯丁的前半生故事耳熟能详，但他晚年的经历，也提供了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当时，被罗马人视为蛮族的日耳曼部落汪达尔人入侵罗马帝国在非洲的领土。公元四三〇年，汪达尔人与哥特人的联军前来，围攻奥古斯丁居住的希波。面对不可知的未来，许多人经常在共同的悲痛中，带着呻吟和泪水一起祈祷。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们对于前路真的没有把握。
人生取决于爱这城市的上帝
这一年，奥古斯丁病入膏肓。他毕竟已经七十五岁了，在物资缺乏的城市中情况堪虞。然而，他不是苟延残喘的老人，生命仍然有一份力量。纵然不能确定这个城市的未来，奥古斯丁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他的人生不是取决于这个城市繁荣与否，而是爱这个城市的上帝。
当时，奥古斯丁得了一场热病，每一天都在经历病患的痛苦。有一个人带着一个生病的亲戚前来，请他把手放在他身上，盼望得到医治。奥古斯丁回答他说，如果他在这种事情上是有能力的话，肯定会先把它用在自己身上。然而，那个陌生人回答说，他见到一个在梦中的异象，吩咐他去找奥古斯丁主教，让他把手放在他身上，他就会好起来。奥古斯丁听到这话后，毫不迟疑地照做，然后那病人就立即痊愈了。这个小故事十分有意思。神不一定会医治我们，但若他愿意，他却可以透过我们的手，医治他所祝福的人。
当汪达尔人的威胁愈来愈严重时，奥古斯丁写了一封信函，探讨关于主教或神职人员是否应该在敌人接近时撤出教堂的问题。奥古斯丁首先指出，那些想要撤退到安全地方的人，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不应该被阻止，而且那些是让他们得以事奉下去的关键（他没清楚指出是什么，推测是指生命安全或事奉空间），也不应该被打破。不论或去或留，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那么，最难判断的是如何确定主的命令，让我们决定是去或留。究竟他是期望我们要留在这个城市，还是逃到另一城市去。
是走是留，不抛弃群羊
奥古斯丁指出，对于教会牧者来说，关键是在于「那些需要别人的人不要被他们所需要的人抛弃」。假如教牧传道没有受到直接的迫害，而他们的群羊也是需要他们的，牧者就要留下，不应该抛弃群羊。然而，当危险对所有人（主教、神职人员和平信徒）来说是共同的，那么他们就要一起迁往安全的地方，一同离开。故此，上主的两个彷佛矛盾的命令，一个是允许什至命令要逃跑，另一个是谴责和指摘逃跑，其实并不互相排斥。关键是在于事奉基督的传教士在受到迫害的情况下，要确定信徒群体在那里有否得到牧养。
当这些危险达到顶峰，没有可能逃离的时候，教会其实是要面对许多牧养的需要。倘若没有牧者在身边，群羊是要面对多么大的困境。然而，假如牧者在场，就会按照主给他们的力量帮助所有人。故此，虽然教牧传道是在两难之间，但他们却要留心群羊的需要。
奥古斯丁在此也提醒，众信徒要竭力保护牧者，什至是以某种方式，把他们的主教和神职人员隐藏起来。不仅平信徒要存活下来，神职人员也要活下来，由他们提供必要的事奉。故此，教会要决定在重大危机之时，谁应该留下来，谁应该离开，使教会不因所有人的逃离而被抛弃。当他们是彼此相爱，就要共同考虑去或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眼前所在之地没有任何平安保障的把握，他们却要确定，他们所把握的是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呼召，以此决定他们要到什么地方去。
奥古斯丁在最后的岁月中，就是这样仍然在事奉。奥古斯丁经常说，每一个信徒在人生最后的一刻，都要反思回顾自己的一生，然后在神面前忏悔，承认自己的罪，预备走进生命的另一阶段。当时，他要求别人为他抄写大卫最短的忏悔诗篇，悬挂在墙上，让他即使难以行动，只能躺在床上，在醒来时也可以阅读。
奥古斯丁没有立下遗嘱，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可怜人（这句话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见于《忏悔录》），没有什么可以立遗嘱。然而，在他最后的日子，多次下令要小心保存教会的图书馆和所有的书籍，以备后世之用。公元四三〇年八月廿八日，奥古斯丁离开世界。当他死后不久，汪达尔人摧毁了希波。城中唯一保存下来的，就只有奥古斯丁的大教堂和图书馆。
今天尽忠关怀，明天哪怕灭亡
奥古斯丁对死亡有相当多的体会和理解，却让他的人生充满生命的力量，这也许是今天所缺乏的。许多人追求财富、权势、美名，却忽略了一个温柔和善意的眼神。一道关怀和体贴的声音，一颗爱与饶恕的心灵，往往比一切更重要。对于人生有限的体会，激励我们在有限中寻觅无限的事奉。即使表面上是被困在围城中，却无碍我们以爱来服侍身旁的人群。那怕明天这城将要破灭，烟消云散，我的生命随风而逝，今天我仍然可以关怀每一个遇见的心灵，尽忠于神给予我在此时此地的岗位。
因着信仰，我们突破了死亡的笼罩，而拥有生命的盼望。惟有如此，才能面对人世间众多困境和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