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见柏祺博士，是二〇〇八年的九月，在教会历史课堂上，他以城市的角度去看圣经和教会历史。他的讲授钜细无遗、角度崭新、反省深刻、跟时代息息相关。最触动我的是他提到美国在六、七十年代，似乎整个白人福音派教会都在离开城市，搬到市郊，逃避来自不同国家的新移民，以及急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张力和冲击，以「拯救」自己和孩子。但他和他的太太却决定留在市区，在芝加哥社区的公立学校养育孩子，以牧师身份和服事的家庭一起生活，并收养了儿子的一位非裔同学。对我来说，这是难以想像的。中国人无论活得怎么苦，都会尽力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学校，远离复杂的社群，免受不良影响。他所展现的却正正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al living），进入他要服事的社群，与他们一起切实地生活，成为他们的邻舍。
急促城市化的挑战和契机
二十世纪初期只有百分之八的人口住在城市，但至世纪末，城市人口已超过百分之五十。现在每星期有三百万人迁进城市，预计二〇五〇年城市人口将达百分之七十。急促的城市化带来很多冲击和挑战，城市教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人口增长及其多元化，传统的福音信息不容易渗透城市，个人的敬虔如何转化到社会，成为落地的信仰？面对社会不公、后现代文化、数码化和各种不同的张力和冲突，教会、信徒又可怎样回应？上帝将我们放在这个城市，他有什么心意？他可以怎样透过我们及教会在这个城市施行救赎？
柏祺博士深信急促的城市化是上帝的举动，以大大加快福音广传的速度，所以廿一世纪的宣教模式，将会更着重城市的福音运动。很多圣经学者可能对圣经的研究什有心得，但面对发展急速、错综复杂的城市，他们的解读对生活在当中的信徒却起不了很大的作用。熟悉天国的语言固然重要，但要有效地服侍今时今日在城市生活的人，我们也要精通城市的语言。柏祺博士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学者，他不单详尽地研读圣经，更是足迹遍全球，跟当地的领袖对话，深入了解各个城市的独特情况，共同建构适切的神学，让上帝国度有更深更远的扩展。不论是马尼拉、中东、纽约或印度，我们都遇上曾被柏祺博士教导和启发的领袖，在他们服侍的城市带动转化，在上帝的恩典下，作出各种、什至是颠覆性（disruptive）的贡献，带来与日俱增的平安（Shalōm，שלום）。
寻找希望的记号（Signs of Hope）
柏祺博士虽生于农村，但一生热爱城市。基于他在芝加哥的经验和研究，自一九八〇年开始，被洛桑委派，走访二百多个大城市，举行城市宣教及推动转化的谘询会议，更被公认为这方面工作的先驱。他也透过教学、写作及同游，深深影响了世界各地不少领袖在自己的城市带动转化。他的教学理念和方式都是以基督作榜样，着重同行、关系、体验和反省，鼓励学员走进要服事的群体，但绝不是以救世主或优越的心态，而是寻找圣灵的足迹及希望的记号（Signs of Hope），深信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他的天国议程必针对这个处境。
我非常庆幸能成为柏祺博士的学生，并在以他命名的中心服事我们的城市。柏祺博士教学多年，桃李满门。与老师「同游」亦是课程的最大特色，我们将城市当作实验室、将课室迁到前线，去见证教会的天国行动。最重要的学习都是在过程和群体中领会和反思，而非单单在课堂内讲授的（something to be caught rather than taught）。柏祺博士常提到，外科医院都是在手术室里实习的，音乐家则在表现场地，城市事奉者亦然，城市是我们的实验室，事工领袖就是我们的教授。
城市神学教育全球化，心系亚洲
虽然柏祺博士不能再像从前一样跟我们游学，但每一位曾被他教导或触碰的人，都会娓娓道来自己跟他的独特故事，所受到的影响。柏祺大学研究院（BGU）于二千年成立，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计的学生，学习怎样解构自己的城市，研究及发表怎样将自己的城市调教为城市宣教的持续教育实验室。柏祺博士一生致力将城市神学教育全球化，但心系亚洲，他于一九八〇年首次访港，并邀请当时年青的倪贡明牧师跟他学习。当年香港正关注九七议题，柏祺博士运用其丰富的谘询经验，帮助各人透过香港教会历史和传统，重新检视当前的局势，辨识主要的课题和思考如何运用现有的资源，啓发各人「看见」超越九七的异象，让每人更了解在这大形势下，自己的位置何在和如何互相配合。倪牧师在完成学习后，继续与柏祺博士紧密合作，并在一九九〇年在香港召开首次环太平洋智囊团会议。余达心牧师更举荐了邓达强牧师攻读柏祺博士所任教的博士课程。期间，邓牧师更把他的着作A Theology as Big as the City翻译成中文《城市人、城市心》。
虽然柏祺博士不能再像从前一样跟我们讲学，但我们十分庆幸有这本着作，将贯穿整本圣经的城市故事娓娓道来，很立体地展现他的教学方法和神学反思模式。最重要的是柏祺博士并非只是留下一套学说，而是一个又一个充实的展现，让我们学习如何以圣经作基础，加上城市处境、教会及传统作整合经验的支柱。在他看来，若我们凭着信心，城市生活的一切课题都可在圣经里找到回应。柏祺博士深信圣灵在二千年来一直教导教会，因此在谈论城市神学时，不能不参考历史中许多蒙召的仆人，他们的足迹引领我们进入城市中，从他们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
拥抱城市的神学
柏祺博士在二〇一一年从BGU退休，透过在伯特利神学院成立的柏祺城市转化中心，专注亚洲事务，继续装备城市宣教的领袖。数十位博士毕业生来自多元的背景，在不同的教会、机构及职场岗位服侍，带动转化。他们研究的课题也非常广泛，但可大致分为四类：一、神与人的关系，在城市中布道和敬拜；二、人与人的关系，社群建立及门训；三、人与城市的关系，怜悯与公义；四、人与文化的关系，信仰与工作的融合。他们的论文摘要都可以在本中心网站下载。另外，他们还有更多在学习过程中的转化故事，连载于中心的期刊《城市心》。其中十二个故事更收录在中心五周年时出版的《当城市遇上神学》一书中。
转眼今年就是中心成立的第十个年头，犹记得去年还跟他约定今年来港庆祝，可惜他不能赴会了。我常常在想，现今香港面对的难关，疫情肆虐，人心惶惶，很多人都选择离去，有点像他在六十年代芝加哥的经验，但他不但没有感到绝望，反而积极从圣经找寻出路，连结有负担的属灵群体，建构适切的城市神学，抓紧服侍城市的契机，在最黑暗和扭曲的时代，寻找圣灵的足迹和希望的记号，开拓城市宣教的先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领袖去转化他们的城市。我彷佛仍然听到他在每次离别时给我们送上的祝福。
愿荣耀归与上帝，平安临到地上！
又愿教会满有勇气，城市充满盼望！
（以上部份内容节录自《拥抱城市的神学》一书笔者之序。图片由作者提供。）
笔者与柏祺博士合照于毕业典礼
摄于柏祺博士八十岁生日宴
摄于二〇一七年印度考察
摄于二〇一二年
本文作者为伯特利神学院、柏祺城市转化中心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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