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笔者出席了由香港基督徒音乐事工协会（HKACM）主办的「世代呼喊──ACM青年诗歌创作大赛2021」（下称「世代呼喊」）之决赛。一方面喜见年轻人满腔热诚地为主创作诗歌，另一方面慨叹此前一周「耶教」网络热话：「基督教搞音乐比赛，到底可以不可以？」有关当中争论，请在Onetrack与Hypersonic Lab的脸书专页查看。事情经已告一段落，笔者绝对无意再挑起事端，不过其中有几个要点，实在值得我们再三思考。
比赛是什么？最低层次的答案，大概就是参加者于某类範畴透过特定形式与制度互相对垒，一较高低强弱。群情汹涌的电视节目《全民造星》自然是一例，小学生标语创作比赛又是另一例。大大小小的比赛不尽一样，本质上却是相同，就是竞争。竞争不止出现于才艺比拼，更在日常工作里出现。无独有偶，神学巨匠巴特在探讨工作观之时，也曾论及竞争与比赛（Karl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I, part 4 "Active Life", 539-40. )。劳动工作本身就承受着相互竞争的一面，而把竞争引伸就成了比赛。如果只是衡量各种技术，如果纯粹借着比较而提升自身层次，如果奖项只是用来表扬优异表现，比赛其实是令人精神充沛的佳事（fine and invigorating)。巴特认为，技艺範畴的奖项本是可有可无，劳工範畴却不然，奖项不再是副产品，而比赛也变成抢夺生活必需品的恶性竞争。简言之，任何以获取生活基本需要或追求一己私利为目标，促成参加者孤立彼此，什至产生伤害的竞赛，一概不合乎神学人观。
典型例子正是早前脍炙人口的剧集《鱿鱼游戏》，以赚钱游戏为名，生存斗争为实。按照巴特的推论，剧中游戏应该尽快终止──这并不是说，该剧连看也不应看，而是指剧中的游戏设定违反巴特的人论。事实上，生存竞赛从来并非虚构，而是发生在现实中，尤其是置身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观念无处不在，人人为己而轻忽他者，怪不得有剧评指《鱿鱼游戏》隐喻社会实况。更讽刺的是，剧中一名基督徒参赛者一边念经祈祷，一边为求自保而伤害其他参赛者。
这样看来，目前香港基督教音乐比赛又不至于陷于上述的困境。不论是「世代呼喊」还是作为讨论焦点的The Horn Music Award，颁奖本身并无不可，倒是创作背后的文化需要慎思明辨。笔者相信每位创作者的初心都是给主做、为荣耀神而行，不然又何需花费时间心力去做「付出多、回报少」的事呢？然而，在数位化的资讯时代，上载诗歌至网络平台再不单纯是主内群体分享，而是在商业市场上架，这无疑使宗教事物变得商品化。对于个人创作者而言，问题也许未算明显；对于团体或机构来说，听众就成为了潜在的奉献支持者，浏览次数（views）、触达率（reach rate）就代表着生产的指标。如此，视诗歌或媒体创作为本业、赖以为生的创作人，似乎无可避免地要与同道竞争。
难道，要么就放弃使用网络平台发布作品，要么就向宗教商业化妥协吗？比起抗拒或相容，笔者认为基督是文化改造者（Christ is 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这里借用了Richard Niebuhr的Christ and Culture当中的观念，以说明回应文化载体（网络平台、音乐比赛、颁奖典礼）不一定只有正反两个选项（篇幅所限，不赘）。
回看八十年代，资讯尚未网络化，当时诗歌乃以唱片作为载体传播，或者被堂会选用于崇拜之中。唱片销量、崇拜选用次数同样可以成为竞争的範畴，诗歌同样有商品化迹象。但细心一想，真正的商品化、世俗化根本不是以诗歌为载体，而是意识形态。好些堂会或机构为免正面交锋破坏合一而各自为政，结果酿成浓厚的山头文化，此等情况在基督教圈子比比皆是。但到头来因为资源有限，受众逐渐饱和，彼此之间不得不争竞求存。再望当下，情况却是百花齐放又偶有交往。在信仰网络化之下，山头似乎在摇动，各家不再只扫门前雪，也多了问候他人瓦上霜。或许受到社会气氛的影响，创作团体之间多了坦诚相对，少了明争暗斗。如是者，网络平台既是竞技场，也是交流房。同样地，音乐比赛或颁奖典礼既有刻意较劲的角力，也有彼此造就的创造性张力（creative tension）。
基督教搞音乐比赛，到底是鹬蚌相争，还是砥砺同行？「世代呼喊」诸位同道以身作答，铿锵有力。期待之后一年的颁奖典礼更加掷地有声！
守护自由空间，请支持基督教《时代论坛》
可选择：📲 PayMe 或 💳 网上捐款（信用卡）或
⚡️转数快FPS +852 51100803（注明奉献，如需收据请附姓名及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