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痛的神学》(神の痛みの神学)为日本神学家北森嘉藏(Kitamori Kazoh,1916-1998)的代表着作。他根据其对耶利米书卅一章20节及以赛亚书六十三章15节的诠释,重新反思基督新教十架神学,认为基督信仰,一言以蔽之,就是「痛」:一方面,上帝嫉恶如仇,恨恶罪人,要消灭罪人;但另一方面,上帝满有怜悯,深爱罪人,不愿他们灭亡。因此,「上帝爱世人,什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三16)为了拯救世人,上帝使其独生子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于是上帝又承受第二层的上帝之痛:圣父爱圣子,却要牺牲圣子以拯救罪人。适逢今年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上帝之痛的神学》的汉译本,为了让信徒能够更易理解这本日本神学的巨着,特撰文介绍及简评此书理路。
痛,在公义与怜悯之间
让我们先从儒家传统中一个经典比喻「瞽瞍杀人」去理解上帝之痛为何发生: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
孟子曰:「执之而已矣。」
「然则舜不禁与?」
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
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
慈爱与公义之冲突,早见于孟子。儒家一方面强调「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另一方面又认为要遵守礼乐刑政,因此桃应提出一假想情况,询问孟子如何回应:假设舜做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而皋陶是警察,皋陶应如何处理呢?孟子回答皋陶应该逮捕瞽瞍。桃应再问:舜应否阻止呢?孟子认为舜为天子,受命于天,当然不能徇私枉法。因此,舜为了不违其孝道,应退位,然后带父亲逃亡,从此「乐而忘天下」。
在孟子的故事里,舜既是审判者,亦是瞽瞍之子,因此瞽瞍杀人使他面对身份利益冲突;这就是所谓的「理分之冲突」。舜不忍有罪之父被判刑,因而放弃审判者的身份以尽孝;但上帝不忍审判,却无位可退了。上帝不能因为其慈爱的圣父身份,而放弃其审判者身份。一方面,公义的上帝,恶恨罪恶,对罪人发怒,因而要审判罪人;另一方面,慈爱的上帝却怜悯世人,不欲人类灭亡。无力处理「理分之冲突」的舜,尚能选择逃避;但上帝永为上帝,无法逃避。这就是「上帝之痛」的成因。
北森嘉藏的《上帝之痛的神学》正正说明上帝之怒与上帝之爱的矛盾。北森从耶利米书卅一章20节及以赛亚书六十三章15节发现「上帝之痛」,前者记述上主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么?是可喜悦的孩子么?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所以我的心肠恋慕他(我膓かれの爲に痛む);我必要怜悯他。」后者提及「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切なる仁慈)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和合本》将希伯来文hāmāh一字皆译作「恋慕」或「爱慕」,但北森认为这是误译。北森同意大正文言译本的日语圣经翻译,认为hāmāh当解作「痛」及「仁慈」。以法莲犯罪,但以法莲仍是上主的爱子,因此上主感到痛心。这就是上帝之怒与上帝之爱的具体表现。
上帝如何克服其痛心呢?圣经说:「上帝爱世人,什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三16)为了拯救世人,上帝使其独生子耶稣基督为罪人而死,于是上帝又承受第二层的上帝之痛:圣父爱圣子,却要牺牲圣子以拯救罪人。因此,北森认为上帝是用圣子之死的痛去克服对罪人的痛。(《上帝之痛的神学》页62)

「以痛超痛」vs「以爱越怒」
北森的上帝之痛的神学有相当稳固的圣经经文支持,理路清明,似乎头头是道,但只要仔细思考,就可以发现当中涉及很多神哲学的问题。比较学术性的问题,留待往后我在学术期刊或专书等场合发表,这里仅仅指出一个明显的问题:上帝之痛真的是靠上帝之痛去超越吗?
既然上帝之痛等于上帝之怒与上帝之爱的矛盾,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只要化解此矛盾,上帝就不再痛了。因此我们有三个选项:以第三者超越上帝之怒与上帝之爱、上帝之怒超越上帝之爱,或以上帝之爱超越上帝之怒。北森则选以首项为出路,即「以第三者(即圣父让圣子死之痛)超越上帝之怒与上帝之爱」。但细心思考,这神学说法带有问题:如果上帝以圣父让圣子死之痛超越上帝对罪人之痛心,则上帝又如何超越圣父让圣子死之痛呢?北森一直强调路德传统以来的「十架神学」,却忽略了圣父让圣子死之痛其实也要被超越。如果耶稣单单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只是个希腊悲剧英雄,跟普罗米修斯无异,从此圣父与世人只能哀悼他。但基督死而复活了,圣餐不只是「纪念他的死」,也是「庆祝他的复活」,因此英语的《公祷书》和天主教的《日用感恩祭》才用celebrate一词形容主礼感恩祭(Eucharist)。若不重视复活,只重视死亡,基督宗教就沦为悼念的宗教,永远无法走出「痛」。因此,「以痛超痛」的说法说不通。
相比起北森的「奇招」,或说「上帝之怒超越上帝之爱」似乎更合理。希腊神话虽然偶有描写诸神或英雄同情人类的故事,但这种同情始终不能超过宇宙无情的定律,否则诸神也会受罚。而印度教中的湿婆就更是以怒胜爱、以公义压倒慈爱的代表人物。湿婆是破坏神,但他不是恶魔而是神,因为他的破坏都是公正无私地执行宇宙法则、推动宇宙万物变化的结果。同样道理其实也可以套用于基督宗教:如果上帝狠下心肠,以上帝之怒超越上帝之爱,执行公义审判并消灭人类,那么上帝之痛就被消解了。但上帝却没有如此行。
上帝真正的选择,仍是以上帝之爱超越上帝之怒。北森不满声称上帝的本质是爱一说法,认为是淡化了「痛」的重要性(《上帝之痛的神学》页119)。然而,圣经从来没有一句说「上帝是痛」,却说「上帝就是爱」(约壹四8,16)。上帝圣父最终之所以选择牺牲圣子以拯救世人,而耶稣亦自愿牺牲自己以拯救世人,都是由于上帝对人类的爱胜过其对人类的怒,什至超越了上帝的自爱,即圣父对圣子之爱,以及圣子对自己之爱。这却是北森所不察之处;北森的神学停留在「痛」的层面,而未有发现「爱」的超越,反而贬低了爱的地位。
「重痛轻爱」:东亚信徒的弊病
我认为北森「重痛轻爱」的问题,正是今日华人以至东亚信徒共同面对的问题。当下的痛固然是真实的经验,但停留在伤痕文学式的描写,不断重复对痛的叙事,强调自己是受害者,对灵命及社会并无裨益,更是有害。第一种害,是停留于伤痛记忆,只会悼念往日的流血,而未能为将来实现民主而奋斗。第二种害,则是反覆强调自己的受害者特权,因而成为施害者。中国与南韩经常都有抗议日本二战侵略的示威。谴责战争罪行是正确的,可是这种谴责,若只是出于身为受害者的痛与怒,而非出于对罪本身违反爱的原则之批判,就会形成一种扭曲的受害者特权:因为你曾伤害我,所以你永远亏欠我,我可以永远向你苛索补偿。他们不是在原理上否定侵略行为,只是在利益上不满自己被侵略,所以过去日本侵略他们是错,即使他们将来侵略日本也只不过是「有仇报仇」,以痛和怒超越爱。
讽刺的是,当面对教内冲突时,北森竟然也是选择以怒超爱。北森本是日本福音路德会的牧师,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强迫所有基督新教宗派「合一」成日本基督教团以方便监控。日本基督教团成立后,对外支持日本侵略战争,对内批评拒绝「合一」的宗派(尤其日本圣公会),对教内教外造成不少伤害。战后,路德会及浸信会等宗派脱离日本基督教团,北森却仍留在教团,继续在东京神学大学任教,并卷入一九六九年以来教会派与社会派的教团纷争。以饭清、北森嘉藏等人为首的,被视为「右派」的「教会派」,认为教会应重视救恩而非社会政治运动。反之,以土肥昭夫等人为首,被视为「左派」的「社会派」,因受左翼思想、自由主义神学及社会福音运动等影响,认为教会应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运动,包括批判战争责任以及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一九七〇年,东京神学大学发动「反万博斗争」,反对日本于一九七〇年主办世界博览会,但北森当时却是日本主办世界博览会的积极推动者,因而引发东神大学生占领校园抗议(史称「东神大斗争」),结果校方报警,示威以警察清场告终。一九七一年的日本基督教团东京教区总会什至因为教会派和社会派大打出手而需要警察介入,此后二十年总会亦因两派对立而无法召开会议。教会因政治立场而分裂,固然是一种「痛」,但北森并非以「爱」去处理,而是以「怒」,引入警察解决问题。面对东神大学生占领校园抗议世博会,身为东神大教授以及世博会推手的北森没有与学生对话,反而与一众教授同意报警清场、拘捕学生,恐怕这是出于怒而非出于爱的决定。他留在教团而未有回到路德会,本是为了合一,结果他却亲手参与分裂日本基督教团。
《上帝之痛的神学》的限制,正正提醒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痛」的叙事。我们需要抽离,思考痛的成因,才得见痛的出路。我想这也是《上帝之痛的神学》在二〇二一年对香港人的最大意义。
(分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