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主义愈将重点放在成功的实用标准上，愈是使它避开与神学上的牵连，因为神学是否有助于牧养及福音之实践，一向受到质疑。」── 北爱尔兰神学家，Alister E. McGrath
香港新一波移民潮较1997年前更为严峻，什至直接反映在人口变化上。当然，教会界也不能幸免1。无可否认，现时不少堂会权位较重的牧者与长执开始流失。在这种窘境下，很有可能出现两种状态，要不就是「权力真空」（power vacuum ），要不就因为求才若渴而药石乱投。不过在如此动盪的时代下，单单参照各教会过往订立的章则作决定未必足够，因为大部份教会的章则弹性很大，亦没有仔细列明背后的属灵理念──「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人对教会治理或教会体制已不感兴趣。」2 我们过去确实很少追问：何以不少教会先贤会在不安的处境下，仍然坚持思谋忠心治理教会的问题？或许，香港教会是时候以更扎实的圣经原则和仔细的神学考量去面对的领袖议题 。3
祈祷与委任领袖之间的关系
在寻找领袖职份的人选之先，其实教会真的要思索一个关键：祈祷。特别是风急浪高的年代，人性往往令人忘记欲速则不达的道理，继而驱使教会尽快解决问题。假若教会记得，连撒母耳在看人时都试过陷入「只看眼睛所见」（撒上十六7，希伯来文原意）的问题，而未能洞察上帝拣选领袖的原则 4，何况我们？
因此，当彼得等人需要重新立一位新的使徒，他们祈祷的动作与内容皆足以成为往后教会委任领袖的重要参考：「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哪一位。」（徒一24）教会要委任领袖之先，首先要做的不是翻查章则、出广告、预备聘请小组等等，而是祈祷，因为只有上帝最清楚人的内心及教会真正的方向与需要。由于领袖对教会影响之大，更应呼吁所有会众齐心祷告，让上帝的旨意临到教会当中。为此，在全教会推行持续之祈祷运动是极为重要的。
委任堂主任要谨慎
无可否认，堂主任的角色举足轻重5。每所堂会对牧者的要求固然各有异同，但对其要求尤其关乎品格方面不可有所降低。黑死病在中世纪欧洲蔓延时，其对教会造成之冲击可以成为借鉴，当时有大量圣职人员死亡，于是教会匆忙任命缺乏真正使命感的人6，令自己名誉扫地。这令有些地方决心建立培训圣职人员的学院，以弥补教会事奉人员品格匮乏的问题7。换言之，就算是令人困扰的年代，都不是胡乱委任教会领袖的原因。
这固然不是要否定堂主任需要品格以外的能力（ability）。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有份草拟的《教会法规》（Genevan Ecclesiastical Ordinances, 1541）中，当提及对牧师的检验时，就指具此职份者必须对圣经有充份的理解，且有足够传达信息的能力8。可是，对素来看重世俗成就的香港社会来说，空有能力的领袖对信徒群体十分危险。电影《教宗的承继》（The Two Popes, 2019）有一句令人刻骨铭心的对白：「领导众人不是靠权力和才智，而是靠你的生活方式或度过人生的方式。」无怪乎加尔文亦强调牧者必须符合另一个条件：有好的道德品格，以及没有任何已知的缺失（a man of good principles without any known faults）。
回到当下，不少本有机会作「接棒人」的年轻牧者离开，导致人才紧缺，部份堂会确实未必有短期内晋升堂主任的人选。但如果万不得已需要外聘堂主任，更须审慎9。正式考虑聘请一位未来的堂主任（或先以副堂主任的身份作栽培或观察）前，堂会更应该先仔细透过不同途径了解应征者的实况细节，否则一旦外聘者的质素参差，堂会将得不偿失。
另一边厢，基于当下的特殊历史处境，就算有内部晋升的人选，亦可能是年资较浅者。因此，教会应责无旁贷给予各种支援，包括建立当事牧者所信任的肢体所组成之同行小组，提供教牧在职进修所需的资金和特别假期等等，避免「接棒」的过程出现水土不服。无论如何，堂主任的年纪不宜太高，正式接任离退休应有十至十五年的时间，以免教会出现老人政治（gerontocracy）或频密交接的情况。
不要仓促为人按手
谨慎，就意味着委任领袖不宜过急──包括按牧（堂主任不一定需要由牧师担任，但基于华人教会文化的情意结，不少人都期望堂主任是一位牧师）。委任领袖过急必然弊大于利，「不可急于给人行按手礼」（提前五22）的教导值得细嚼。在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假若他在按立领袖一事上不够谨慎，就有机会于别人的罪有份，玷污自己了。因此，教会必须用时间去判断什么人才适合按立为领袖。苏格兰神学家William Barclay（1907-1978）就警告：在教会要提升一个人的地位前，他必须证明自己有相关的资格，因为按立领袖对教会是极为重要，这样的人一旦在高处跌倒，带来的耻辱不单关乎他个人，还是整个教会群体10。
假若堂会真的不幸未能在短期内找到适合人选担当堂主任，有时就会考虑到署理这一选项。但同理，要求也不能过低，人选必须是了解堂会（或至少所属宗派）文化的资深会友或牧者，避免在正式人选出现前已打乱了堂会的秩序。此外，必须为署理设定时限11，以免出现长期持权不放的试探。
委任长执最重要是看其品格
无可否认，长执在移民潮下同样出现短缺的问题。不过，教会界现时担忧的地方可能失焦了。一般讨论往往着眼于离开香港的长执之「实力」，但这不应该使教会烦恼。早在1997年移民潮时就有牧者提醒，上帝绝对不受教会人数的变化所阻，相反如经上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诗一四七10），关键只在于馀下的信徒是否全然信靠他 12。因此，有必要纠正香港教会文化对委任「深具实力」长执的迷思。事实上，教会对圣经没有提及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往往加以考量，但必须有的属灵品格评估却草草了事。
其实，长执的角色和生命是否成熟同样十分重要。毕竟，堂会因为长执、牧者过分磨擦而产生张力什或权力纠纷的情况屡见不鲜。更重要的是，当部份牧者离港后，长执的参与变得必不可少。翻查1995年出版的《宣道会手册》，针对当年的移民潮，宣道会区联会曾经呼吁各堂简化行政之馀，长执应「分担教牧同工日常堂务」（信仰准则，乙，II，五）。正正如此，与委任堂主任一样，求贤如渴不代表教会要漏脯充饥，减低对信徒领袖的要求。
关于这点，循道宗有值得参考的地方。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开始在英格兰各城各乡布道时，由于他们没有足够国家教会（圣公宗）所按立的牧者，开始认可部份有质素的平信徒在聚会中讲道，后来成为了正式的职份：义务教士（local preacher）。这种平信徒领袖需要负责讲道，以及分担牧者的牧养工作 13，故此他们虽不能施行圣礼，但教会仍然有非常严格的要求14。可见，就算面对领袖不足的问题，教会应具这种因应时代需要调整策略同时坚守对领袖要求的智慧。
John Wesley preaching on his fathers grave in 1742跋：权责分清，毋忘栽培
可是，指引、章则再写得钜细无遗，还看教会整体是否尊重与执行，以及身教言教向会众教导对委任领袖有严格要求的原因。如果牧者或长执面对时代的大环境，自己先失去了对上帝的信心或顺服，病急乱投医，在委任领袖的事上得过且过，最终受伤就是教会全家。为此，教会在跟进委任的人事问题上，应清楚列明要求、步骤和执行者，并要规定检讨的间距和负责人。而且，为了保持中立和制衡作用，应该由非牧者、非长执的资深会友（如团契导师、前长执），什或邀请顾问或教会机构组成独立检讨小组，定期在会友大会向会众分享，让教会得以健康成长。
郑重委任领袖只是移民潮下重新出发的第一步。处理燃眉之急，不代表就拨云见月。我们都晓得：有成熟的领袖，才能栽培、委任新一批成熟的领袖，带领会众继续行在正路当中，让教会在主再来之前不住承担上帝的托付。在风雨之中，香港教会更要想起彼得的劝勉：
「所以，我这同作长老，作基督受苦的证人和分享将来所要显现的荣耀的人，勉励在你们中间的长老们：务要牧养在你们当中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彼前五1-2）
要按着上帝的旨意照顾群羊，就务必从委任适当的领袖做起。否则，教会在不合上帝心意的领袖所谓带领下，只会危如纍卵。
1. 本文以中小型堂（崇拜人数50-100人）至中大型会（崇拜人数201-500人）为探讨的对象。梁国全、刘梓濠编，《应对时势，教会更新──香港教会研究2019》（香港：香港教会更新运动，2021），页140-141。一方面因为笔者能力所限，未能应付大型教会更为复杂的行政架构，一方面也因为它们占全港堂会比例近八成，约一千所堂会都在这个规模内。
2. Guy Waters着，郭熙安译，《耶稣如何治理教会》（台北：改革宗，2020），页16-17。
3. 「教会不能有完备的安全，除非她用神为保守她所规定的方法来维持自己。」John Calvin，《基督教要义》，卷四，第三章，第二项。
4. 参撒上十六1-12。
5. 当然也视乎不同宗派对长执权力的理解而有别。
6. Barbara W. Tuchman着，孟庆亮译，《远方之镜：动盪不安的十四世纪》（台北：广场，2018），页161。
7. Roy Strong着，陈建元译，《大不列颠两千年：从罗马行省、日不落帝国到英国脱欧，王冠下的权力更迭及对世界秩序的掌控》（台北：联经，2021），页300-301。
8. 郑仰恩着，《从加尔文到今日改革宗传统：多元开展，与时俱进的信仰旅程》（台南：台湾教会公报社，2018），页124。
9. 参赖若瀚牧师证道「退位与让位──交棒传承」，50:00-50:30，外聘承接能成功者，少有例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2GFJeQAqA4&list=PLtrnB_vqQmqRh71nzAScHEWOzmS55h6iA&index=8
10.“‘The well-being of every community depends on impartial discipline.’...... Timothy is warned not to be too hasty "in laying hands on any man."......It may mean that he is not to be too quick in laying hands on any man to ordain him to office in the Church. Before a man gain promotion...... he must give proof that he deserves it. No man should ever start at the top. This is doubly important in the Church; for a man who is raised to high office and then fails in it, brings dishonour, not only himself, but also on the Church.......” William Barclay, the Letters to Timothy, Titus and Philemon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75),revised edition, pp. 117-118.
11. 亦有宗派如宣道会会每年重新授权署理职分。
12. 云罗瑜、许志贤编，《去留之间》，页115。
13. 吴思源，〈牧师和信徒的配搭──早期领袖及义务教士制度〉，刊于《循道衞理联合教会会讯》，第326期，页15-16。
14. 有学者什至指约翰卫斯理对于义务教士的训练及规範相当严格，不亚于圣公宗对牧师的训练与要求。魏连岳、张圣佳着，《神学的波澜与壮阔──教会论与圣灵论》（台北：校园，2021），页144，注29：Thomas C. Oden, John Wesley’s Teaching, Volume 3: Pastoral Theology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12), pp. 40-44。直到现在，义务教士仍然有专责的委员会作提荐、受训、评核，最后才能授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