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我在《时代论坛》写了一篇短文〈移居英国的潘霍华〉，似乎带来不少迴响。我收到两篇回应，分别是杨诺祈写的〈离开，是为了留下的人──潘霍华在伦敦的十八个月〉以及陈家富博士写的〈再思1933年的决定：潘霍华的抗争策略〉。我期盼这篇回应能够展开坦诚对话，补充我的写作动机，让回应者更明白我的想法，也借此学术上讨论潘霍华1933年10月离开德国的原因。因此，我的回应主要分两个部份：一、澄清〈移居英国的潘霍华〉一文的写作目的、限制与正确的理解。二、讨论1933年10月潘霍华离开的原因。
一、有关短文〈移居英国的潘霍华〉的写作目的、限制与正确的理解
1. 〈移居英国的潘霍华〉一文是我在《时代论坛》的专栏文章，字数限制为八百至一千字。文章的写作目的，是透过引用「潘霍华与德国」的几段关系与情怀作例子，鼓励香港牧者思考留在香港的可能。因此，文章的落墨点零碎地以潘霍华与德国的片段作例子：a. 交代潘霍华1933年离开德国的原因；b. 潘霍华写给巴特的信中最后一段对家乡德国的无奈与感叹；c. 巴特回信潘霍华告诉他：「立即回到德国！德国需要你！」；d. 最后引用潘霍华1939年从美国折返德国的想法：「在这艰难时候与德国的基督徒生活在一起」作总结。故此，虽然以上四个片段都不太完整，却其实都特别以「潘霍华与德国」的关系作为中心。
2. 因此，基于以上的写作重点，也因字数所限，在交代潘霍华离开的原因上，我只集中描写潘霍华离开德国的原因（push factor），并没有交代潘霍华要去英国的原因（pull factor）：接受伦敦教会牧养的邀请。另外，潘霍华于1933-1939年间多次进出德国的历史，我都无法详细写进去──无论是1934-1935年在伦敦期间的工作、1935年4月重返德国带领地下神学院、1939年离开德国到埗美国后折返等，我都没有详述。因此，感谢两位回应者的补充，他们的补充让读者知道更多潘霍华的历史。
3. 说实话，在字数有限的专栏内引用以上故事作例子，实在感到吃力，也明显叫人误会了我在文章要表达的意思──尤其是我对潘霍华离开德国的观感。回应者似乎认为，我对潘霍华离开有负面的评价；其实，我对潘霍华1933年离开德国并没有任何价值判断。文章更从来没有表达过「潘霍华出于恐惧离开德国」或「潘霍华离开德国就是退出德国教会战线」、「潘霍华在外国没有任何贡献」之类的观点。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写过。
4. 我只是以潘霍华与德国的关系作类别。所谓「类比」（analogy），就是把两种事物在某些特征上的相似性作类比──但两者不可能完全相同，更必然有差别。我用「潘霍华与德国」的例子类比「香港人与香港」，大概就是以「描述潘霍华离开德国的原因」、「表达潘霍华在伦敦对离开德国的无奈与情怀」、「巴特直言德国需要潘霍华」、「潘霍华最后宣告要与德国基督徒同行」，来类别「香港不少教牧离开香港」、「香港人对香港的无奈与情怀」、「香港教会需要牧者」、「香港教牧请考虑与香港基督徒同行」。
二、有关1933年10月潘霍华离开原因的讨论
不过，有关潘霍华1933年10月离开德国原因的讨论，两位弟兄似乎都以共时性（synchronic）的角度来诠释1933年10月潘霍华离开德国的原因。作为历史发生八十多年后的后人，我们都比较容易倾向以后来历史的发展来诠释事情。我的意思是：究竟潘霍华于1933年10月离开德国的决定，与他后来1934年至1935年于伦敦参与「海外战线」，有何历史关系呢──究竟潘霍华是否怀着「打海外战线」的理由离开德国？这正是我想邀请两位回应者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离开原因」与「离开后实践的事」不尽相同。作为这大时代下的香港人，我深信这道理显而易见：不少香港逃亡人士离开香港后，在境外积极参与和香港有关的国际事务，但我们不能因此说后者乃是他们离开香港的原因。当然，一个人的离开可以有“push factor”与 “pull factor” ──我们或者可以把潘霍华1933年与德国认信教会盟友的张力理解为“push factor”；把潘霍华在英国「打海外战线」理解为离开德国的 “pull factor”。不过，我要问的是：1933年10月的潘霍华真的这样想吗？他在1933年10月写给巴特的信件里真的这样表达吗？由于我在专栏文章没有空间详细分析潘霍华的信，感谢两位的回应，如今我可以不用介怀字数，详细分析这封信：
1. 潘霍华于1933年10月离开德国时真的非常清楚自己在英国的使命吗？首先，潘霍华是怀着挣扎写信给巴特，并非如陈家富所言「在赴伦敦前就非常清楚这次伦敦之旅有着重要的使命」。当然，我们知道，日后潘霍华在伦敦对德国教会带来不少帮助，这些都是历史的发展后果（wirken），我没有反对这一点。不过，问题是，对于1933年10月写信的潘霍华来说，他真的已经胸有成竹地为着这使命离开德国吗？信中的内容与语气似乎不是这样表达。诚然，潘霍华在信中处处表达挣扎，有关离开德国远赴英国的「个人命运」（persönliches äußeres Schicksal），潘霍华曾郑重考虑过请教巴特，向这前辈询问意见才作人生决定。
潘霍华在信中开首写道：「我打算六星期前就写信给你……为何当时我没有向你写信呢？如今我自己也无法理解。」「我本来打算问你，我是否应该前往伦敦当牧师。我深深相信，你会告诉我正确的做法……在我的不确定（Unsicherheit）中指引我。」1 最后，潘霍华并没有写信询问巴特，理由是他不想听完巴特意见后却不跟从。不过，他却在信中写道：「今天我才知道，这（不询问巴特）是一个错误，我必需向你道歉。」（Ich weiß heute, daß das falsch war und daß ich Sie um Verzeihung bitten muß）。姑勿论这是否纯粹礼貌之词，但明显地，潘霍华对于自己应否前往英国一事，非常犹豫，更多次表达自己的「不确定」，也为自己不先询问巴特感到后悔。因此，潘霍华真的如陈家富所言「非常清楚」、「带着使命」地到达伦敦吗？我不认为。事实上，潘霍华在信中以「不确定」（Unsicherheit/unsicher）一词来形容自己状况足足有四次之多，2 我们岂能下定断说潘霍华是非常清楚自己的使命呢？
2. 潘霍华于1933年10月离开德国的主要pull factor 是牧会还是海外战线？潘霍华在信中向巴特清楚解释自己离开德国的理由：他一直有当牧师牧会的想法，英国有牧会的邀请，所以他就前往英国牧会。这是潘霍华向巴特解释离开德国的第一个理由，也是他离开德国的 “pull factor”。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潘霍华用了三份之一篇幅，交代自己为何选择在伦敦当牧师。相反，潘霍华却从没有向巴特表达自己一心怀着打「海外战线」而离开德国──虽然这是后来历史的发展后果（wirken）。但是，从历史的诠释来说，我们能够把「发展后果」看待为「理由」吗？如果潘霍华一心一意打算「打海外战线」离开德国，潘霍华必定会在信中清楚以这「拥有光环的理由」作为离开的原因──但潘霍华并没有这样写。什至，我们发现，潘霍华在信中觉得自己的离开会被巴特认为是「不忠」（untreu）3。
如果潘霍华当时已经非常清楚「海外战线」是他离开德国的理由，那么为何他不详细交代，这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呢？为何他还怕自己会被看待为「不忠」呢？相比起长达三份之一的「牧会理由」，潘霍华只在信末轻轻写了短短一句：「虽然如今相隔遥远，但我在〔英国〕教会里却快乐无比。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在此弄清楚『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问题，我会在此继续这工作。或者，这对德国教会会带来一点真实的帮助。」4 作为信末轻轻带过的一点。潘霍华説自己会参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是要「弄清楚」（klären werden）「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问题，但也期望这举动会对德国教会有一点帮助。因此，「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工作，对1933年10月的潘霍华来说，只属于「弄清楚」的试探阶段，它是一个可能性。当然，后来的潘霍华可以重新定位自己在英国的角色（尤其是1934年8月参与Fanø conference 之后）。但是，回望1933年10月，当时的潘霍华真的觉得自己是要「打海外战线」而离开德国吗？这绝非潘霍华在信中所讲的原因。
3. 巴特真的「误解」潘霍华吗？因此，作为回信者的巴特，并非如两位弟兄所言，误解了潘霍华前往伦敦的原因。所谓「误解」，必然是针对一个文本作为「误解对象」，在此情况就是潘霍华1933年10月写的信。但是，巴特有将潘霍华的信「阅读理解」错误了吗？似乎没有。如前文所言，潘霍华的信先描写自己英国牧会的原因，之后谈及他在德国认信教会面对的张力。巴特的回信，就坦言直接呼唤潘霍华回来德国更好。或许，巴特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估计历史发展的后果──他低估了潘霍华将来在伦敦可为之事。不过，这是「历史的误判」，而非「对潘霍华的误解」。与其说巴特误解潘霍华，倒不如说是历史的后人太快把后来的历史结果读进潘霍华与巴特1933年的对话中──连潘霍华自己也没有清楚说明离开德国是要打国际战线，巴特何来误解呢？巴特的判断是贯彻如一：留在德国比英国更重要。无论如何，这判断是正确的。我从来没有否定潘霍华在英国有所作为，我只是说潘霍华在德国更重要──无论是1935年潘霍华选择回归德国带领地下神学院，抑或潘霍华1939年从美国折返的心声，这都证明潘霍华在德国比英国更重要──这正是我前文想带出的信息：「德国／香港需要人」，这也是潘霍华生命最后决定的存在方式。
p.s. 我同时翻译了这封潘霍华于1933年10月写给巴特的信，供各位读者参考。我期盼，读者们透过此信，更能体会潘霍华离开的心境，也对此刻的香港教会有帮助。愿昔日保护德国教会的上帝同样祝福香港众教会。阿们。
1. 原文："Ich wollte Sie fragen, ob ich als Pfarrer nach London gehen sollte oder nicht. Ich hätte Ihnen einfach geglaubt, daß Sie mir das Richtige sagen würden, Ihnen allein, bis auf einen Menschen, der aber an meinem persönlichen Schicksal so fortwährend Anteil nimmt, daß er in meine Unsicherheit mit hineingerissen wurde."
2. 另外3次引文如下："Ich sagte mit Vorbehalt zu, reiste für 2 Tage hierher, fand ziemlich verwahrloste Gemeindeverhältnisse und blieb unsicher. "und das alles machte mir Angst, machte mich unsicher, ich fürchtete, daß ich mich aus Rechthaberei verrennen würde" "Daß mich das nicht persönlich verstimmt hat, glaube ich bestimmt zu wissen; dazu war auch wirklich nicht der geringste Anlaß. Ich wurde einfach sachlich unsicher"
3. "Es kommt mir auch so vor, als sei ich Ihnen durch mein Weggehen persönlich untreu geworden"
4. 原文："Und bei alledem freue ich mich unendlich in einer Gemeinde zu sein, auch so ganz abseits. Und dann hoffe ich ja auch, daß sich mir hier nun die Fragen der Ökumene wirklich klären werden. Denn diese Arbeit will ich hier weitertreiben. Vielleicht kann man auf diesem Wege der deutschen Kirche noch einmal wirklich in etwas beistehen."
以上原文来自 Bonhoeffer, D. (2015). London, 1933–1935. (H. Goedeking, M. Heimbucher, & H.-W. Schleicher, Eds.) (Sonderausgabe, Vol. 13, p. 11-15).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33年10月24日潘霍华写给巴特的信〉
翻译：陈韦安
伦敦，1933年10月24日
亲爱的教授：
我现在写给你的信，其实应该六个星期前就写的。如果真的是这样，或者，我的人生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吧。为何当时我没有向你写信呢？我自己如今也无法理解。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吧。我猜你当时可能正忙着一千件事情，在那烦扰的几个星期里，要你处理别人的生命选择，似乎实在显得极不重要，我自己也觉得我的事情还没重要到要写信给你。第二，我感到自己心里有点焦虑（Angst）。我知道，假若你对我说了某些话，我应该要跟着做的，但我却想保持自由；因此，我就把自己抽离了。今日，我知道，我做错了。我必需向你道歉。因为我这「自由」的决定，是罔顾了你的自由。我本来打算问你，我是否应该前往伦敦当牧师。我深深相信，你会告诉我正确的做法。唯有你，还有另一个人，长期参与我个人的生命选择，并把我从不确定（Unsicherheit）中抽出来。
我一直都想当牧师──我以前几次跟你提及过。七月的时候，我得悉有关伦敦牧会的事。我带着保留应承过去观察两天，得悉该教会似乎长期没有人牧养，但我仍不确定。我应承他们会在九月的时候作最后决定。他们要求的承诺是轻省的──半年前提早通知解约。我只需要向大学申请休假。究竟我能否与这间教会建立坚固的关系，我至今仍未看得透。同时，我得到柏林东部一个牧职机会，这是可以确定的。但普鲁士（Preußen）突然颁布《雅利安条款》（Arierparagraph），而我知道，如果我被差派往那地区的话，是不会被接纳为牧师的──除非我放弃对抗教会的立场，除非我甘愿把自己的教会在信仰上搞得乱七八糟，除非我甘愿放弃与犹太裔基督徒同行──我的好朋友正是这班人之一，他此刻没有任何前景，他也会跟我来英国。
因此，我只剩下「大学讲师」与「牧师」的选择，而在普鲁士当牧师是不可能的。我如今无法向你逐一衡量这些选择的好处与坏处，虽然我其实仍然无法衡量，什至可能永远也无法衡量。我希望，自己不是因着厌烦教会的局面作选择，也不是因着自己对我们同一夥人的立场。或者不需要太久，我就必须与我的盟友正式分道扬镳──我相信，他们反对我去伦敦的声音比赞成的多。如果一个人要为自己离开的决定制造一个理由，我想，其中一个强大的理由就是，曾经在我心里浮现的问题与承担已经不再生长了。我感到，我与自己的盟友难以形容地处于一个极度对立的关系中，我面对着一个孤立无援的处境，虽然我与这些人保持近距离的关系。这些事都叫我感到焦虑（Angst）与迷茫（unsicher），我害怕自己错误地变得固执（Rechthaberei）：因为我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觉得自己比其他正直、良善的牧师看得更正确、更独到──他们都是我尊敬的人。所以，我在想，或许是时候，让自己走进旷野一段时间，找一个牧职工作，尽可能简单一点。对我来说，在这个时刻多一动不如少一动，这样危险比较少。所以，事情就是这样了。除此之外，另一个征兆就是我用心摆上的《贝塞尔宣言》（Betheler Bekenntnis），似乎几乎没有一个人明白。我相信自己能够清楚分辨，我没有把事情个人化，我实在没有任何原因这样做，我只是纯粹真的感到迷茫（unsicher）。
我起行前十日，收到教会办事处（Kirchenkanzlei）的电话，説我出发英国正制造一些麻烦，因为我对德意志基督徒教会（Deutsche Christen D.C）的反对立场。幸好，我有机会与穆勒（Ludwig Müller）交谈，我跟他説，我可以从此不再回来，我情愿逗留在这里，也不想升起错误的旗帜，我什至在外面不用代表德意志基督徒教会。我的请求都被一一处理。穆勒做了一个难以言喻谦虚的表情，鼓励我说：「我已经开始安排帮你清理困难了。」不过，他对我来英国的事依然不太确定，我希望最后办理的决定是来自外面的，而且过程是快乐的。翌日，我收到消息，告诉我可以出发了。他们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恐惧──真麻烦。
现在我在这里已经第八日，每个星期日都需要讲道，几乎每天都收到来自柏林有关事情状况的消息，这都叫我几乎心碎。如今，你快到达柏林，而我却不能在那里。我感到，我的离开或者会让你有「不忠」（untreu）的感觉。或许此刻你不能明白。对我来说，这却是一个极大的现实。虽然如今相隔遥远，但我在教会里却快乐无比。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在此弄清楚「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问题，我会在此继续这工作。这或许能对德国教会会带来一点真实的帮助。
我暂时也不知道，自己将会在此留多久。假若我知道，对岸需要我什么的话...... 我们实在难以知晓，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但......」（历代志下二十章12节）。
所以我就写这封信给你。这都只是我个人的事情，但我却想让你知道。如果我可以再次听到你的话就太好了。我衷心多谢你──多谢你所作的，我们一同渡过的，不能一同渡过的。你可以坦白地写出你的想法给我吗？我想，我能够接受严厉的言辞的，并且感谢之。当我的打字机送来时，我还有事想写信给你。这或许对你来说太沉重了。
衷心感谢你
此致
迪特里希 潘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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