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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先有缅甸军发起政变推翻政府，至近月极端组织塔利班在阿富汗夺取政权，不少平民百姓在事件中受害。在人道灾难面前，信徒如何从信仰角度理解和关注受压迫的人？近日，施达基金会举办研讨会，邀请神学院老师以不同角度了解这些灾难。有讲员从国际关系层面分析，指真正的国际关系是处于「无王管」状态，而宗教团体在此之下可做的是展现道德力量。另有讲员从圣经层面说明，灾难是源自罪恶，而非历史必然发生的事，教会应谈论社会结构性的罪，助信徒面对世间苦难。

叶汉浩：各国问题复杂应谦卑了解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助理教授叶汉浩博士提到，大众对阿富汗及缅甸的认识有限，多数人对阿富汗的理解，均简化为当地因受塔利班管治而面对人道危机，但背后其实牵涉复杂的处境和背景。他提醒信徒需要谦卑进入处境，以承载世界的复杂和认识作为基督徒的使命。他引用腓一9-10「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指出了解（knowing）是十分重要，当中包含着爱与谦卑。

叶汉浩分享，阿富汗的数学教科书是以机关枪、刀和手枪作为例子。不论背后的原因为何，他认为这反映当地的文化和世界观，因为他们有着与一般人不同的处境。叶汉浩又指出，阿富汗领土相当复杂，四周被六个国家包围着，一切的进出口及交通也牵涉政治，需倚赖与各国的关系。而且阿富汗与不同民族也有着历史关系，远至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近至英国、苏联等，可见阿富汗也夹杂着不同文化。

阿富汗又有复杂的身份问题，叶汉浩指，伊斯兰教信仰是当地人主要的身份特质，但当中有不同流派，各有不同主张，而塔利班则为穆斯林中的「行动派」。缅甸也一样，国内不只有缅族人，亦有其他族群；当人使用「Burma」称呼缅甸时，背后亦涉及族群和身份认同问题。「这些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只不过有权的人dominate（控制）了这些身份。」

除此之外，阿富汗的经济和制度亦相当复杂。根据联合国数字，一般国家的捐款扣除行政费后会有50-60%到达有需要的人手中。但阿富汗的捐款果效，却远低于这个数字，叶汉浩解释，是因国内的制度问题和贪腐所造成。而现时阿富汗的主要收入来源有三方面：战争、鸦片和难民在外国汇入的资金。即使在过去二十年间，多个国家向阿富汗提供支援，但效果不彰，主因是未能改变当中的制度问题。

当要为复杂的世界祈祷时，叶汉浩希望大家不要单单问神为何容许事情发生，而是需要思想：「上帝是因世代黑暗而呼召我们，还是我们期望活在一个没有灾难的世界？」他勉励大家谦卑进入时代，并看见每个人的召命。

叶汉浩

龚立人：国际关系是「无王管」状态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副教授龚立人博士先简单提到今年缅甸和阿富汗的情况，继而指出远在香港的我们或会问自己可以做些什么。有些人可能会捐款帮助改善当地人的生活，但他指这只能提供短暂的纾缓。基督徒可能会为当地人祈祷，「可是我们抚心自问，祈祷可能是反映我们无奈的表现，代表我们做不到什么或不知做什么，什至变成一种口头禅，多于实际意义。」

面对着这种无奈，人们可能会想：若自己变得无知，减少关注相关资讯，会否令自己好过一点？但龚立人指，香港人在这几年觉醒了，不能装作无知，「如果我们的觉醒只是为了香港政局，这不是觉醒，只是一种民粹。」他说明觉醒是对有需要和无助者的关注，这令人不可以装作无知。

龚立人提到，在缅甸政变最初期，当地人十分期望国际社会（主要是西方国家）介入，可是他反问：若从阿富汗的情况来看，美国介入是否真的能解决问题？就此，他从国际关系去探讨这些议题，并指很多人对国际关系存有浪漫想像──各国彼此合作、建立共融世界，可是「现实的国际关系从来不是合作，其实是『无政府状态』，即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一发言，其他便要听从。」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国际仲裁法院将南海主权归于菲律宾，但中国表示没有参与仲裁，故不承认结果。龚立人以此说明，国际关系是「无王管」、自己顾自己。他也指，国际关系是充满利益计算，亦是有权者对无权势者的控制。

在这种「无王管」的国际关系中，龚立人表示会出现几种可能的情况：一、国家间结盟（alliance），因她们知道单靠自己会容易被排斥；二、制造权力制衡，例如阿富汗早前刻意邀请俄罗斯、中国等参与新政府成立的典礼，旨在与制衡欧美的国家建立关系；三、强化国家安全以对抗其他国家的入侵，将国家安全极权化来否定国民的个人自由，保障自己在国际关系中不会成为弱者。由此看来，他估计缅甸和阿富汗也会以这些方法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宗教团体不应让道德力量成政治力量

国际关系不只与政治有关，龚立人提到亦有不同面向，如经济方面有跨国企业和跨国志愿团体，文化方面有社交媒体和电影。当中，宗教团体可扮演怎样的角色？首先是道德力量的展现，而非政治力量。对于有人主张原教旨主义却是在行使政治力量，龚立人提醒宗教团体需避免陷入这种情况。另外，展现软实力不是用威吓方式，而是透过价值、理念、文化等，发挥影响力吸引人信服、跟随自己的一套。此外，宗教团体亦正在参与一种全球性社会运动（global social movement），他们未必与其他地区有密切联系，却正在改变社会。最后，工作内容除了救援、发展和倡议，还有睦邻，实际上是回应人的生命。

总结时，龚立人提醒宗教团体要保持对自身的批判，除了要小心道德力量会否变成了政治力量，也须知道国际社会不太欢迎宗教团体以宗教名义参与，事实上宗教团体在国际关系上却有角色。之后的祷告中，他求主让本地教会不单服务香港，更是整个世界，让教会在国际关系中，以道德力量见证主的救赎。

在问答环节，有人问及在充满张力的国际关系中，基督徒应如何面对及参与。龚立人表示，相信上帝是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而人是需要透过受压迫者来得到救赎。他强调，不是信徒「帮助」别人，而是从别人身上得到上帝救赎，釐清这个概念是十分重要。另外，他提到好撒马利亚人故事中的店主角色，店主虽没有做什么大事，但他并没有歧视伤者。龚立人认为，我们需要辨识这些小角色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虽然现实中有些人不一定是好人或有慈心，但他们却在无形中促进事情的发展。

对于教会应如何预备将来可能面对的压力，龚立人认为，教会应强调「参与性」和「行动性」，什至将整个宣教活动放在香港的脉络下进行。在整个参与的过程中会使人觉醒，包括对事物的批判和对不同事件投入情绪。这个培育方式不单是坐着空想，而是透过行动来实践，让人经历「有能力改变事情」的力量。活动不一定要成功，但他相信在行动中，人会经历成长，故教会应在这方面发挥和想像更多可能性。

龚立人

杨思言：灾难源于罪恶　不应合理化

中国神学研究院助理教授（神学科）杨思言博士分享从圣经看人间灾难，她强调「人间灾难是一些罪行，不是自然而生，却是人向无权势者所作的伤害，我们不要尝试合理化它，或以理性的框架去解释」，更不应为此找寻答案。她引述神学家巴特（Karl Barth）指，罪和邪恶都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是不能解释和理解。

她接着提出几点对教会的提醒。第一，不要视灾难必然为神的审判。「不论是疾病还是社会所发生的事，神从来没有说这是他的审判。」圣经中有不少例子是神惩罚人而降灾，但她表示这都是个别例子，并且神在当时明言是审判。第二，灾难背后不一定有神美好的心意。教会常指祸患是叫人成长、更倚靠神等，但她指出「很多时候人受的苦是其他人犯罪的结果，这些情况就绝不是神的心意。」上述教会常见的论述更可能会为人带来很大的伤害。第三，不要认定灾难是启示录所预言的终末情况。她指这只是人对启示录有某种诠释，而大公教会认同的信仰，只是宣告神最终会降临和作王，至于主回来前发生的事是没有人知道。「不要视灾难为必然，应该恳求神将人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在问答环节中，叶汉浩亦提到，启示录的中文译名意思近似「预言」，但其实应为「天启」的意思，当中回应的是当时现实处境，需要借助意境来理解和想像。另有问到，信徒置身在罪恶的现实中，如何以基督徒的身份参与这世界，叶汉浩认为，参与的形式可以是多样，但每当我们参与的同时，已经是上帝国在地的展现。

教会应向社会宣讲罪得赦免

当信徒问及人间为何有苦难时，杨思言思考，是否教会的教导未能回应信徒在世界所经历的事情。她认为，教会的教导有时太狭窄，对罪的看法过于属灵化和个人化，其实，罪不单是个人内心要反省的罪，还有整个社会制度和历史中人为的罪。「要反省的不单是信徒心中的罪，教会作为先知的角色，应该要叫社会反省制度对人的伤害。」很多时候，教会论罪是谈及亚当、夏娃吃禁果一事（个人的罪），但圣经早于创世记十一章已有记载建立巴别塔一事（群体的罪）。她再解释，塔是有复杂的结构，同样地罪也会在群体和社会结构层呈现出来，因此当教会宣讲罪要得赦免时，对象应是整个社会。

她也观察到，福音个人化与教会选取的经文有关，华人教会较多谈及保罗书信，而保罗书信主要是针对教会内部问题和个人的罪。但她指旧约常会讲及群体的罪，这叫人思考，当信徒见到世界发生的事，在崇拜中的祷告会否宣告神的审判会临到那些欺压者。她也提及「被罪者」（sinned against）的概念，重申罪人（sinner）同样是在社会被罪伤害的一群。

最后，杨思言也提出，教会应反思如何谈情绪。每当弟兄姊妹面对苦难，教会便说对方要有喜乐、感恩、有盼望，惟杨思言表示「面对人间灾难时，这些（正面的反应）是很难做到的。」例如当人看见在阿富汗有人从飞机上掉下，这是震撼及难以想像的事，人有负面情绪反应是十分正常，不要太快便觉得因为自己是基督徒，所以要喜乐。她提到约伯与三位朋友的对话，朋友尝试用属灵的话解释约伯的遭遇，指他得罪了神，而苦难是神的心意，惟约伯的回应是要与全能者理论，「原来圣经是肯定人去寻求神的理解，什至是控诉、向神埋怨，神是接纳人这些情绪的。」 

聚会为「愿祢的国降临」研讨╱祈祷会，由施达基金会于九月廿五日早上在九龙佑宁堂举行，设同步直播，线上线下参与人数合共约一百五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