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近年来，社会受疫情冲击，政治环境急剧变化，香港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处于逆势中，香港教会可如何应对？由香港教会更新运动主办、学基浸信会协办的一个教牧讲座中，香港神学院神学及历史科副教授赵崇明博士以「逆势中常作准备」为题，指现今香港是一个「馀民」和「移民」的社会，故体察民情和与民同行的「行旅」或「流散」教会观念更为适切。教会亦要培养「流散」的灵性，不再维稳，拒绝安于现状。
借镜旧约三教会模式应对逆势
赵崇明指，一般教会在逆势中通常都会采取「化整为零」、「去中心化」、「强调弹性与机动性」的应变策略，但这却会带来危机：教会碎片化、小组同质化（出现同温层），会不利于教会的合一。他提到现今是政治化的时代，不得不从政教关系去思考教会在未来应怎样走下去。
赵崇明引用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从旧约神学思考教会的三个模式，希望香港教会能以此借镜。第一个是王国时期的「圣殿（祭司）—君王—智慧传统—先知」模式，体现了政教合一的关系，圣殿（祭司）成为了一个具有稳定性及合法地位的宗教结构，赵崇明形容宗教群体当时是「亲建制」。而智慧文学（特别以箴言为例）虽有维稳功能，支持皇家和国家意识，但仍以上主对子民的管治为依归。当时的先知则是处于一个较稳定的宗教政治结构下，扮演批判者的角色，作为上帝的代言人。以此对应香港，赵崇明认为这有如殖民地时代的香港教会，与政府有夥伴关系（partnership），一起办学、开设社会服务机构；基督教在当时受重视及有相当的地位。
第二个是「出埃及」模式（由摩西至大卫时代），当时的信徒群体离开稳定的权力结构，与外邦文化划清界线，成为有别于异邦文化的另类群体，而「寄居埃及」及「出埃及」这些事件是以色列民重要的集体回忆，成为凝聚以色列民的社群意识及政治身份认同的基石。律法在当时具有崇高地位，并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上，如实践日常生活政治。出埃及这段旷野时期，是一个什么都缺乏的年代，未有圣殿、君王和先知，但赵崇明认为这却是与神同行的灵性旅程。从上述这模式借镜，赵崇明提到，香港社会和教会的历史感很弱，「我们不太重视历史」，信徒只是「唯『读』圣经」。他强调历史和集体回忆的重要，鼓励教会要将历史一代一代传讲下去。
第三个是「被掳—流亡—归回」的模式，犹太人大多处于「流亡或散居」（diaspora）的情况下，寄居在强权之下，难有太多自由，亦容易面对文化混合主义的试探、世俗化问题、文化政治身份的危机。在被掳时代的文士、祭司和先知，恢复民族记忆，与自身文化结连，如编纂家谱；又透过天启文学（如但以理书）重燃对上帝的信心和盼望；使犹太人成为研读圣经的群体，以上主的说话代替王国来管理生活；先知则宣告上主审判和安慰的信息。赵崇明以此模式的「流亡或散居」的情况类比今天香港移民潮，他指大部份留在香港的人是「馀民」，但同时亦是「被掳的移民」，「被掳」到一个完全不熟悉、很陌生的香港──虽然仍身处于同一空间，但文化政治的空间却不同了。此外，赵崇明又提到，对于香港现已「崩塌」的价值观，他指教会的神学教育非常重要。
教会应与「馀民」和「移民」同在
综合上述三个教会模式（以后两者为主），赵崇明提出，在现今政治新常态下，香港变为一个「馀民」和「移民」的社会，故体察民情和与民同行的「行旅」或「流散」的教会观念是更为适切香港处境。他指近年兴起「情感转向」的趋势，并引用文化研究学者许宝强在《情感政治》一书提到现今的「劲灰颓爆」现象，指香港教会应要与受苦者同在（co-presence）、共患难，认同其受苦经验，休戚与共而成为一体（solidarity in suffering），同甘共苦。他举例过去几年，青少年受创伤，很需要医治，但可惜教会却无法让他们有归属感和认同他们的受苦经验。在香港整体社会的层面，他认为教会应多做心灵疗伤和灵性牧养的工作，如进行「公共灵修」或「社会灵修」。此外，教会亦要培养「流散」的灵性：察验神的旨意，不再维稳，拒绝安于现状，也是甘于冒险和创意更新。赵崇明指，这种「行旅」教会应会较有机动性，牧养策略较为弹性和可随机应变，从下而上推动。
会上，赵崇明亦勉励教牧要成为时代的先知。「香港教会在回归前后一直缺乏时代先知。」他提到以西结由以往受人尊重的祭司，转而成为宣告审判信息的先知，优差变成苦差，他亦寄语教牧在生不逢时之际仍要忠于上主的托付，迎难而上，敢于宣讲上帝「不取悦人，不讨好人」的道。他又引用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的概念，指要坚持追求真理（living in truth），这不等于是凡事对着干的反抗者，而是不要被意识形态操控而凡事唯命是从，如但以理与其几位好友一样。
赵崇明
陆辉以耶利米为例吁分辨时势、委身教会
同一聚会中，二〇一九年香港教会普查研究组主席陆辉牧师从几届的普查数据中发现几项关注事项：堂会老龄化、在职年期较长教牧同工比率增加等，当中特别的是近年各项人数指标由升转跌，包括名册会友人数，居港会友、崇拜人数等减少，再加上移民潮出现，相信相关数字会再有下降趋势。面对此情况，陆辉以耶利米的时代为例，指当时面对真先知与假先知的问题，假先知提到巴比伦很快灭亡，称不要降服巴比伦，而耶利米则呼吁接受巴比伦的管治。陆辉希望耶利米书的信息能给予香港教会一个参照：分辨时势，委身和建设教会。
其后，有与会者问及耶利米呼吁以色列人要接受神的管教，降服于巴比伦及等候救赎，对应香港处境，与会者关注中共是不是神所准备、我们要服膺的政权。陆辉回应，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不只面对巴比伦，当中还包括亚述除灭以色列北国、巴比伦除灭犹大等，有一连串王国的历史。此外启示录也提到巴比伦，陆辉指该处所指的是反映罗马政权对当时教会有影响。若以耶利米的概念来看，耶利米接受巴比伦为审判的工具；犹太人亦认为上帝会兴起一些国家来审判人的罪恶。以此对应现代香港处境，陆辉指「要接受一国两制的现象」。此外，会上亦有与会者关注如何平衡青少年和其他年龄层的牧养。
陆辉
周震声指更重要是「搞好」生命
启田浸信会堂主任周震声牧师在回应部份则提到，时局变迁下，香港现在的全新处境已成事实，他盼望堂会认清现今所面对的困难和影响。他指有教会表示，构思两至三年的事工计划都很困难、堂校的聚会场所限制聚会措施、夫妇团契有一半人移民、在讲台上不敢谈政教关系等。他认为应要从天国观来理解变迁。教会既要适应时局，另一方面或要转变模式来坚持本质。他举细胞小组教会作例，这是九十年代大多教会考虑的牧养模式，但二十多年来到现今仍有教会沿用，让弟兄姊妹在小组能建立彼此相爱关系；在构思教会计划时，堂会应坚守初心和使命。另外牧者最重要的是「搞好条命」：培育会众思考作门徒的代价，自己也要持续进修，并且在生活中活出信仰，「活得磊落真诚」。
在问答环节，有与会者针对赵崇明的讲论，关注如何在适应时势（强调弹性和机动性）和强调历史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赵崇明认为，守护历史和传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死守历史和传统，这属传统主义；另一种是「活的传统」──radical这字应译作传统、基进或彻底，而不应被译作激进，因这字的字根是「root」，就如耶稣在登山宝训时没有废掉旧约的律法。赵崇明指传统的真正意思是更新，应着重「活的传统」，历史可作为借鉴，同时亦是我们的根源，用作凝聚政治身份认同，故人们不能没有历史意识。在时势不断转变时，他建议信仰仍需要基于核心教义来诠释。
谈及教会模式，陆辉提到现今教会较着重两种：乐观地看，香港教会可按目前情况发展；悲观地看，香港教会不会比中国教会差。他指，不论在乐观或悲观下，都值得探索「使命教会」的发展──有大台，同时容许不同小组运作。
是次聚会为《应对时势．教会更新》新书发布会暨「逆势中常作准备」教牧讲座，九月八日上午于学基浸信会举行，逾一百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