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不在研究院的山顶，而在主日学的沙堆里。」（Wisdom was not at the top of the graduate-school mountain, but there in the sand pile at Sunday School.）──美国神学工作者、作家Robert Fulghum

细心一想，堂会主日学是一个颇为「有趣」的议题。没有人会说主日学不重要，但参与的人数往往门可罗雀（或因报名人数不足而取消），什至有不少堂会近年觉得自己开办主日学吃力不讨好，索性「外判」给神学院信徒课程「代劳」，亦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有人会说，堂会把主日学「外判」给神学院，利大于弊。毕竟，很多人──可能包括一些堂会同工──觉得，论学术水平以至个人魅力，神学院教授好像更为理想。

不过，作为一位堂会同工，特别是疫情横行之际，看见会众非常需要上帝话语的引导、光照、安慰、加力，对堂会在栽培会众的角色和责任亦有再三的反思。当今堂会开办主日学的原因，固然很难与雷克斯弟兄（Robert Raikes, 1736-1811）在十八世纪末为了处理街童问题而创办主日学的初衷一致，但堂会同工需要有先贤那种在上帝里面洞察生命真正需要的眼光和心志。

如是者，当我思考会众生命在大时代的需要时，我不认为神学院的信徒课程能全然取代堂会主日学。首先，不是所有会众都有能力报读神学院课程。譬如说基层会众未必能够承担学费，或者对不识字的肢体来说，神学院的训练未免过于吃力。另一方面，教导和受教本身就是一个彼此认识的机会。而且，信仰的传承最重要不在言教，而在身教。相对神学院教授，堂会同工与会众交流的空间较大，这不只对会众，对同工也是自我操练和成长的必经之路。贸然把主日学这个教学相长的空间拱手让人，并不理想。

可是，如果堂会纯粹因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而让主日学苟存于堂会，同样非忠心之举。堂会不应把问题聚焦于神学院的信徒课程（其实两者可以有互补作用）或会众懒散，而是躬身自省，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寻找作为仆人亟需改革的地方。例如，我留意到昔日教会主日学多是单向教导，讲者「斋讲」、会众「斋听」，缺乏了讨论的空间。此外，内容也很少针对当下处境，只是重复一些乏味且流于道德层面的东西（或可调侃为「宗教八股文」）。堂会要问，为什么同工很少与会众就教学的内容深入讨论？是否他们对当代处境的认知不足，以致他们难以把圣道和现实关联起来？另一方面，我亦见到有堂会想以「星级牧者」来力挽狂澜，扭转主日学的颓势，误会这也算是一道「复兴方程式」。

纵观以上种种，我发现窘局的主因之一，在于不少堂会近年来都遗忘了牧养的真意：带领会众自己来到上帝面前，让他们成为「在神的一切旨意上站稳，并且成熟，有坚定的信念」（歌四12，《新汉语译本》）的门徒，而非养出一班只追求不住听道，却不愿自行操练读经或研习神学的「属灵巨婴」（「不成熟的成年人」之意）。假若堂会没有这种自觉，想做好主日学的日子相信仍是遥不可及。

文章转载自香港教会更新运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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