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
三十年来的评价
《复和神学与教会更新》（下称《复》）于一九八七年出版，随即引起迴响，但也很快冷却下来。以下简述几个原因：
杨牧谷于二○○二年去世后，《复》于二○○三年由中国神学研究院杨庆球教授修订出版。杨庆球认为《复》生不逢时，出版后大众因时局变化太快而失去兴趣。「《复》出版之后，正值中国大陆开放，万人北上，无限商机……中港需要的似乎不是彼此疗伤，而是互惠互利。六四之后，港人对中国政府的恐惧到了极点，六四的恐惧夹缠着愤怒……香港人对中国政府仍未完全信任」。1 因此修订版把杨牧谷处境神学的部份都删去，包括整个哀歌神学和讨论中港受伤的分析；只是留下复和神学的章节，重新编排，以理顺当中的推论。这修订取舍反映了回归初期中港两地正处蜜月期，对疗伤的神学论述没有兴趣。修订只是为了抽取《复》的剩馀价值而已。2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邢福增教授对这处境的变化有更深的研究，他认为九七前北京只想向教会招安及成为其同路人，却对教会谈复和，什至香港一方的诉求都没有兴趣。3 前文所述「辛维思」公开辩论以及北京官员的言行反映出他们只以「政教分离」的角度处理宗教事务，不希望教会成为另一种压力团体，这方向什至得到一些香港教会领袖认同。4 主权移交后基本上也维持这个方向。在○三年之后因着基督徒对社会事件的参与，相关部门开办不同的「学习班」予教牧，并认为北京以国内禾场作诱因和「基督教中国化」作意识型态统战的工具。5 邢福增认为这些策略使香港教会对国内教会情况、香港公民社会和与国内关系的议题被北京影响，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关怀，什至成为北京的协力者。6 由此可见，因着《复》一书对中港关系的处理不足，以致未能应对北京不同取态的问题。北京不单不想对话，更有意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和灌输民族主义价值，以取代原本香港价值，更使《复》中所有有关医治受伤恐惧和重塑价值的愿景落空。7
此外，香港浸会大学郭伟联博士认同复和神学的医治功能，却非沿用心理学，而是尝试延展了于公民社会的进路。「福音的医治必然带来复和……教会更是承担着复和的职份，一方面宣讲福音，劝人悔罪与神和好，另一方面也要劝人与人或人与社会复和」。8 郭伟联指出这种复和神学可以对应身份政治使公民社会分化的危机。即使教会只是消极地提出方案和服务社会，她在公民社会上的政治角色其实避无可避。进一步，郭伟联认为教会主动在社会提出复和，消除社会的敌对性，这力量在公民社会十分重要。9「教会参与公民社会，是一个持续的爱的行动……什至是受苦的行动。我们不要企求借政治力量消灭异己，反倒要作他们与上帝之间的『中保』」。10 郭伟联的应用深化了复和神学和哀歌的社会向度，使其更切合今日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于提出二○○一至二○一○年的十年为教会寻求复和与和平克服暴力的运动11。协会致力邀请世上各教会或个别基督徒参与建立非暴力和平文化，当中强调公义为和平的基石（just peace）12。这运动一方面指单方面强调的和平并没有满足公义的要求，另一方面回应当代至今没有停止的暴力及连带的复仇行为。透过教会于公民社会中带着转化的对话和活动，显出公义和平不但可行，更是彼此共存的良方13。
换言之，因为处境的改变，政权的方针及扣连社会性较弱可谓《复》的不足，以致未能得出预期效果，亦随即变得不合时宜。这并不代表杨牧谷的尝试一无是处，在香港的处境再变得与当年相近时，大众受伤与复和的呼声就会带回这神学到檯面上。
三十年后的新发展
三十年后，香港已经与《复》一书写成的年代很不同。一些人的恐惧成真，也有一些人认为还不够安稳。撕裂和受伤比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笔者认为，杨牧谷的复和神学在今日仍有可为，却要更新若干部份配合时代，这是成为实践的第一步。主要需要更改的是处境化复和神学的方式。笔者取材自「先知式哀歌」，用以加强教会与社会上的痛苦连结，使其能更有力量地团结受伤民众与提出复和。
据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所述，哀歌除了医治和团结外，也有想像的作用。这想像并非天马行空，而是要打破官方的意识形态和扣连民众受苦的经验，提供符号和隐喻让民众表达心中的恐惧。他认为，哀歌拥有揭破谎言和直面死亡恐惧的能力，并且保留上帝介入的想像。14 他以耶利米书作为例子，一方面耶利米向犹大国的掌权者送上哀歌，因其离开上帝而离亡国不远，还继续编造一套「平安」的谎言来麻醉人民；另一方面他站在民众的位置唱出哀歌，怜悯他们被政权所弃而向上帝申诉，期望上帝能为其伸冤。15 若比较与《复》的观点，布鲁格曼应用哀歌时多了一份申诉和想像。既然哀歌是为处境化复和神学之用，加上想像的成份更能丰富及加强复和后建立新群体的动力。
Nancy C. Lee更进一步指出哀歌应该扣连到想像和争取社会公义。她研究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等近东传统中，因社会不公义产生的暴力，而哀歌的传统能指向非暴力的复和之路。16 事实上，圣经和近东文化的哀歌中不难发现一些暴力的图像，为举哀者真实的感受。Lee认为这些词句若果脱离处境，便有如鼓吹暴力复仇，非常危险。她亦发现近东文化的哀歌另一个共同的元素为悲叹冲突的发生，质问为何人们不能好好相处。Lee认为这是站在上帝视野的呼求，叫人离开暴力与复仇。她认为把暴力与失和两者并列，才能使社会联系更强而不走向更激烈的报复行为，追求社会公义使他们能成为活出「上帝的儿女」的群体。17 当哀歌把为追求公义扎根于社会，才能更加强社会中的连结而又不走向互相倾轨的极端。
Soong-Chan Rah进一步探讨哀歌于教会宣讲的效果。他从美国和城市牧会的经验发现哀歌在主流宣讲中都缺席，使教会在社会的痛苦面前失忆和失语。哀歌的对比是欢乐的颂歌，歌颂持久的快乐，以为今日已经在地若天。当社会上受苦的一群对现状的不公以哀歌发出追求公义的呼喊，却遭到大众忽略。18 Rah认为教会在宣讲上加入哀歌，不单能使教会连结这些受苦的群众，也使基督徒能够体验（embody）这个受苦的世界，使信徒不能对世间的不公义视而不见。这种连结不只是安慰或者接受现实，而是让受苦者的声音被他者听见，更激发信徒以行动回应。19 不过，Rah也指出哀歌并非答案本身，什至是为长期挣扎作准备。20
在更新处境化的神学后，就能以实践更新神学化后的处境。上文普世教协的和平非暴力运动也提供了五点宣传方法框架，成为实践上述神学反省的切入点。分别为：一、以圣经和神学反省暴力问题；二、支援教会和有关团体进行非暴力的宣传运动；三、针对一些地区于教育中加入仇恨和暴力元素，制作一系列以基督教价值为基础的非暴力、排解纠纷及转化社区的教材；四、为祷文和敬拜中加入的非暴力及复和主题提供属灵的元素，如以悔改（metanoia）为题：不单是信徒作为被罪者，也为部份教会曾是施虐者而作悔改，以连结不同宗教和文化的人；五、提供「开放空间」互诉故事，不单为联结世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能透过分享经验，改进非暴力宣传的方法。21 虽然这五点只是框架，但只要按着个别场境填上内容，便能成为对应上文「先知式哀歌」和「公义和平」的实践。
今日香港比以往更需要发展这种哀歌，既可扣连社会又能面对处境上长期的不安什至压迫。正因为处境上香港人面对一个异质的政权，哀歌的宣讲赋予空间去想像香港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家以及应有的价值，如公义、法治等，目的是阻止这些理念被权力单方操控，并提供想像及让人放下极端和武力，而追求更美的未来。教会哀歌宣讲和教会参与加强公民社会的连结，使教会不单成为社会的一员，也是追求社会公义的载体，为日后进行复和作预工。同样地，执政者都有意与社会复和但却毫无基础（什至成为他们道德勒索别人的借口），只有教会能做到《复》一书所讲的第三方复和者，实现带领政权和社会复和的愿景。
总结而言，三十年后，风云变色时移世易，教会在这风雨飘摇的日子，应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时候教会面临着的却不一定是顺服或抵抗的二元选择，而是在压力下仍然实践复和第三方的使命。从占中到反送中再到疫情蔓延，在每逢纪念日的痛苦之中，仍可以见到人们还送上花束和哀哭，可见一同举哀在抗争运动建立群体的功效。可是抗争并非整个运动和历史的全部，哀歌也给予空间去想像生活和理想。教会是为了爱而背起政权和社会两方的福祉，在这个前提下谈复和及公义才有基础。
总有一日抗争会终结，人们会重回和平、静好、公义的日子，但面对这一天临到之前的黑暗，香港人就只能以哀歌的勇气撑下去。究竟这天何时降临？哀歌徘徊在香港到几时？吾人不能代替公义的主回答，只能继续转化社会的工作以身盼待。
注释
1. 杨牧谷着，杨庆球修订，《复和神学与教会更新》（修订版）（香港：明风出版，2003），页379。
2. 杨牧谷着，杨庆球修订，《复和神学与教会更新》（修订版），xxi。
3. 邢福增，《变局下的徘徊》，页205。
4. 邢福增，《变局下的徘徊》，页212-213。
5. 邢福增，《变局下的徘徊》，页214-223。
6. 邢福增，《变局下的徘徊》，页214。
7. 杨牧谷似乎也预见这个结果，见杨牧谷，《复和神学与教会更新》，页543-544，另看页532。
8. 郭伟联，《自保与关怀》，页143。
9. 郭伟联，《自保与关怀》，页148-155。
10. 郭伟联，《自保与关怀》，页156。
11.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Decade to Overcome Violence”, accessed 15 May 2021, https://www.who.int/violenceprevention/about/participants/WCC/en/
12.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 Harare 1998: An Introduction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 accessed 15 May 2021, http://www.wcc-coe.org/wcc/assembly/or-int-e.html
13.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 Harare 1998: An Introduction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
14. 布鲁格曼（Brueggemann, W.），《先知式的想像》（台湾：台湾基督教文艺，2009）。65，另看页69-70。
15. 布鲁格曼，《先知式的想像》，页72-83。
16. Lee, N.C., Lyrics of Lament: From Tragedy to Transform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0). 183.
17. Lee, Lyrics of Lament, 184-193.
18. Rah, S.C., Prophetic Lament: A Call for Justice in Troubled Times (Downers Grove, IL:IVP Books, 2015), 21-24.
19. Rah, Prophetic Lament, 198-199, also see 203.
20. Rah, Prophetic Lament, 210.
21.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II. A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Decade to Overcome Violence”, accessed 15 May 2021, http://www.wcc-coe.org/wcc/dov/frame-e.html
书目及参考
杨牧谷，《复和神学与教会更新》。香港：明风出版，2010。
杨牧谷着，杨庆球修订，《复和神学与教会更新》（修订版）。香港：明风出版，2003。
郭伟联，《自保与关怀：香港教会的社会及政治参与》。香港：宣道出版社，2014。
邢福增，《变局下的徘徊：从战后到后九七香港教会社关史论》。香港：印象文字，2018。
布鲁格曼（Brueggemann, W.），《先知式的想像》。台湾：台湾基督教文艺，2009。
Lee, N.C., Lyrics of Lament: From Tragedy to Transform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0.
Pears, Angie. Doing Contextual The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Decade to Overcome Violence”, accessed 15 May 2021, https://www.who.int/violenceprevention/about/participants/WCC/en/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 Harare 1998: An Introduction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 accessed 15 May 2021, http://www.wcc-coe.org/wcc/assembly/or-int-e.html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II. A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Decade to Overcome Violence”, accessed 15 May 2021, http://www.wcc-coe.org/wcc/dov/frame-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