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已被「爱国」的争论困扰了接近一年，其中部份教会学校更卷入「爱国教育」教材的争论（见《时代论坛》的报道：〈路德会推国安教科书惹争议 疑照抄官方言论批社会运动〉）。但要由教会去讨论爱国，其实是一件怪事。事实上，爱国与圣经毫不相干；耶稣只是教人「爱主爱人」，却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爱国爱教」。对基督徒来说，无论你爱情人、爱猫狗、爱父母、兄弟姊妹和子女、爱师长、爱朋友也好，总之能够实现「爱主爱人」就好了，似乎「基督徒应否爱国」这种政治问题根本没有什么神学讨论价值。
然而，如果说教会不能讨论爱国的问题，未免太过离地，无视现实处境的政治压力。既然社会催促着教会表态，教会从公共神学的立场出发，把政治语言转化成神学语言，从而提出社会训导，未尝不可。而日本神学家内村鑑三对「忠君爱国」问题的讨论，正值得今日香港教会参考。
宣扬「无教会主义」的内村鑑三
内村鑑三（Uchimura Kanzo, 1861-1930）生于札幌，是日本明治时代的基督新教神学家。随着明治维新解除禁教令，基督新教开始传入日本，以札幌、横浜和熊本最为兴旺，不少仰慕西洋文明的下级武士纷纷受洗入教，如哲学家大西祝。内村鑑三亦因而在年少求学时接触基督信仰，1876年及1877年先后入读札幌农学校及东京大学预科班，与新渡戸稲造为同学；1878年受洗加入卫理宗。然而，内村很快就对宗派及教政生厌。1885年，内村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农学，期间接触贵格会（Quakers），开始发展其「无教会主义」神学思想，主张人不必加入教会才能成为基督徒，反对制度化的教会。1887年毕业后，他进入哈特福神学院（Hartford Seminary），但很快就对神学教育感到失望，次年退学回国。因此内村本人并无正式神学学位。回国后，在富士见町教会的植村正久牧师引荐下，他在1890年到东京第一高中学校（今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任教。
然而，好景不常，内村回国教育时，社会已由开放转向保守。首先，身为基督徒的原文部大臣森有礼竟于1889年（明治22年）因被指「参拜伊势神宫时态度不恭」而被刺杀。次年，山县有朋内阁以担心西方民主思想威胁国体为由，为弘扬「忠君爱国」的「儒家」及「国家神道」精神，起草圣旨《教育勅语》。圣旨颁布后，被发放至全国、朝鲜及台湾的学校奉读，并要求师生向圣旨礼拜。
1891年，《教育勅语》送到东京第一高中学校，可是内村因视礼拜《教育勅语》为拜偶像行为，竟然公然拒绝，舆论哗然。「内村鑑三不敬事件」立即成为热话，各界纷纷口诛笔伐内村为卖国贼、不爱国云云。同年二月，内村辞去教职，但事件仍然未能平息（例如次年，东大哲学教授井上哲次郎依然公开批判内村），发展为全国对基督信仰的批判，亦令内村在1897年之前一直无法找到工作。直到1900年，内村在日本基督徒的支持下，创办杂志《圣书之研究》，同时四出举行圣经讲座和布道，宣扬无教会主义，直至1930年逝世。
当「爱国」沦为排他 成信仰障碍
作为神学家的内村到底如何面对「不爱国」的指控呢？在军国主义开始抬头的明治时代，内村必须摆脱「不爱国」的罪名，否则难以生存。就此，内村批评日本人所言的爱国，只是形式主义和宗教狂热，最终将日本人引向疯狂：
日本人的宗教非佛教亦非神道，那无外乎就是爱国心其本身。……。当爱国心排斥了其他所有的爱情、感情取而代之时，则成了祸害。日本的爱国心往往为了将这个排他的权力主张成为自己所有，最后竟成了不讲道理的信仰、信念，竟成了狂信及迷信。他们会为了自己国家而忘记正直这个最一般之法条。1
当爱国心成为这种排他的、迷信的「爱国心宗教」时，爱国心自然成为「爱人如己」的障碍，成为基督信仰的敌人。因此，内村重新对「爱国」的定义作出讨论。
有谁会生于日本而不爱日本的？唯有形式的爱与诚意的爱，有贵族的爱与平民的爱，有忠君爱国的爱与单纯无饰的爱之差别罢。有谁会生为日本臣民而不忠于皇室的？唯有阀族的忠与国民的忠，有演戏的忠与实行的忠，有广告的忠与静思的忠，有迷信的忠与常识的忠之差别罢。2
明治时代，忠孝被为日本文化之核心价值。内村肯定「诚意的、平民的、单纯无饰、国民的、实行的、静思的、常识的」忠孝，却批判那些「形式的、贵族的、忠君爱国、阀族的、演戏的、广告的、迷信的」忠孝。「贵族的」爱国就是那些出于贪图官爵的欲望的假爱国。自明治至日本战败投降前，「忠君爱国」一直是官方宣传口号（「广告的爱国」），然而内村认为盲从政府要求，在外在仪式上去附和（例如明治政府要求人民进行「宫城遥拜」，即每日向皇宫跪拜，以及礼拜天皇画像《教育敕语》等），内在却不加以反思，就只不过是演戏和迷信的忠。真正的忠，理应自然地发自内心，由个人自主作出道德判断。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内村神学拥有日本阳明学的影子，强调道德自律，反对他律。
「爱国」应为「爱主爱人」的工具
然而，何为内村所言的「常识」的忠孝呢？内村所言的常识，并非指科学常识，而是指「伦理学常识」，其实也就是基督对伦理之直观。正如前面所言，当爱国沦为排外、利己，即与「爱人如己」背道而驰。故此，内村拒绝国家主义。他指出：「为己、为党派或为自国之国家主义乃什为下劣之国家主义，譬如人为其国尽力全其本性，国家为人类全体尽力而达其目的也，则乃伦理学上之常识。」3 言则真正的爱国不可能只爱日本一国，而是要爱全人类，希望日本能够成为为世界带来道德的国家：
我的爱国心不是以军国主义呈现，所谓的国利民福大多是无法诉诸我的爱国心，我祈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之国，然而我内心不是祈愿它以武力统御世界或以金钱力支配世界，我是要日本于正义上成为世界第一国。......，我相信此爱国心是永久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世界之爱国心，我从事传道以作为爱国行为。......，要以此心救日本。4
用儒学的说法，内村追求的，其实是一种「平天下」的王道或仁政。但他的追求比儒家更高，因为他要利用来实现的并非差别的爱，而是基督宗教的普世爱。他要令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国，就是要令日本成为道德正义的化身，成为拯救世界的工具。「爱国」在内村的神学里只是「爱主爱人」的工具而已。
不过，内村对「爱国」的神学处理和转化，未得到日本社会接纳。日本错过了大正民主化的机会，最终仍走上军国主义侵略的道路。至今基督徒仍占日本极少数，内村「救日本、救世界」的追求似乎难以实现。然而，内村在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仍逆流而上，将「爱国」这政治语言从其军国主义及威权主义的语境中释放出来，变成神学语言，实在值得今日我们这些活在威权主义及冷战时代的基督徒借镜。如圣经所言，耶稣是「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弗一21）只有上帝才是至高的掌权者，爱国本来与爱主爱人毫不相干。但既然社会逼迫教会就爱国表态，那么我们可以效法内村，以不亢不卑的态度，将它改头换面成信仰的语言和福音的工具。
（分题为编者所拟）
注释：
1.〈彼我之宗教〉，参见明治42(1909)年12月10日《圣书之研究》115号「所感」。引自简晓花，〈跨世纪的新透视：再论被驯化的明治国家意识型态下的日本基督教徒两大类型〉《师大学报》第63期，第2册，（2018年9月），页6。
2.〈二种忠爱〉明治31(1898)年9月25日《东京独立雑志》8号「记者之领分」。 引自前揭文，页7。
3.〈下劣之国家主义〉明治32年7月15日《东京独立 雑志》37号「记者之领分」。引自前揭文，页7。
4.〈关于我的爱国心〉，参见大正15(1926)年1月10日《圣书之研究》305号。 引自前揭文，页8。
参考书目：
简晓花，〈跨世纪的新透视：再论被驯化的明治国家意识型态下的日本基督教徒两大类型〉，《师大学报》第63期，第2册，（2018年9月），页1-22。
作者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神学与宗教研究系博士，专攻文化哲学、诠释学、黑格尔哲学、齐克果哲学、语言哲学及历史哲学，
对于大公教会礼仪与圣乐有浓厚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