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的六月，香港社会为着《逃犯条例》的修订而沸腾，以百万计的巿民走上街头表态，特区政府依然执意立法；到「撤回」两字宣之于政府的口，已经是三个月后的事——那时严重警民冲突持续不休，官民信任几近冰点，而民间关于特赦、彻查警暴、撤回暴动定性、要求特首下台和全面直选等等的呼声，依然不辍。
到了今天，踏入《港区国安法》实施下的首个反送中运动周年纪念，民间社会的强烈表态行动不再复见，不过官民之间的信任与沟通仍是未见修复。这既反映在客观的社会科学调查数据，特首民望低处未算低；也反映于愈见炽热的移民浪潮，以及出现于政策沟通上的种种困局。即使事涉抗疫兹事体大，由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到一支疫苗，社会大众对于官方的说法，都显得步步为营，戒心重重，宁可相信最基本而又眼看得到的，例如继续戴好口罩、亲笔填写食肆出入记录，以至留意世界其他地方的疫苗数据等等。有高官以「斗气」来形容情况，忽视香港社会多年来尊重个人权利（包括维护身体自主）高于政务统摄的取向，实在无助解决问题，只会让结缠得更紧。
然而在现今的处境下，如何能解开官民之间的结？恐怕眼前没有很多乐观的理由。当大量直选民意领袖被拘捕，未审先囚不知到何时；当国安法例定义含糊，诠释空间广阔又罚则极重；当各式各样的政治红线加上匿名举报，让巿民动辄得咎；当民间专业团体监管权力愈见被政府收回，专业自主备受蚕食；当议会选举中地区直选比例大幅缩减，选票愈见不等值；结果，最需要说意见的，或已身陷囹圄而不能说，或因为政治压力而不敢说，或踏上离开家园逃难或流亡之路而不堪说。那么，最需要听意见的人，还有多大机会听得到？当说真话的代价，随时会是无了期的关柙，要谈信任沟通，又可以从何谈起？平静了，平安了，是否真的平静，真的平安？
客观局势上，没有很多让人乐观的理由；也不是每一个人有充足的心力和清晰的召命，让他得以应对如斯局势。不少人离开这城，寻找更自由、更公义、更安全的空间，实在不是罪过，其情可悯。但那些为了邻舍而留在家园，一步一脚印地尝试撑过去的，当中的意义看在上主眼里，总不会消失，他仍会聆听念记。这份意义，不会因为城巿的最终走向如何，而失去光芒。德兰修女没法阻止所照顾的垂死贫民离世，马丁路德金牧师还没有看到种族歧视得以消减就被暗杀，但他们在世所留下的足迹，却是意义非凡，一直存留至今，让人晓得在这缺憾处处的人世间，还是有值得尽力摆上的慈心，值得尽力追寻的公义，无论得时不得时。而说到底，我们每一位都要亲自向上主交帐，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无论是好撒马利亚人抑或文士祭司，是绵羊抑或山羊，是升斗巿民抑或大独裁者。求主光照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