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袁国勇教授明确指出，香港实际上已有四十天没有本地感染个案，疫情明显有缓和迹象，但香港政府仍以防疫为名，禁止支联会于六月四日晚上在维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虽然有数以千计观众入场的演唱会能照常举行，戏院、食肆等也可容纳最多七成半的入座率，每日在地铁车厢也出现乘客爆满的情况，但所有游行、集会活动，即使于室外举行，并愿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就是一律禁止。这就是香港人要面对的荒谬日常。根据香港电台报道，警方更计划于六月四日晚上，部署三千警力，预防市民组织任何悼念六四的活动。若在维园附近遇到市民身穿黑衣走在街上，警方也可能会作出拘捕。
面对六四来临，当权者如惊弓之鸟，并千方百计要阻碍悼念活动的进行。
问题是，自八九六四后，香港人按心中的良知，坚持在六月四日晚上到维园举起手上烛光，悼念六四亡魂，延续书写属于香港人的六四故事，今年已经进入第卅二年。如果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人类与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那么，香港人参与这场斗争，已卅二年。毫无疑问，经过这卅二年，香港人整个族群的气质、品格、精神面貌，已跟六四事件有不能分割的关系。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总有我们可以传讲关乎自己的六四故事。
我还记得，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廿五岁，正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接受完第一年的神学教育。当年整个五月份，我经常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香港记者从北京传回香港的直播画面，紧贴北京学运的最新情况。我还记得当李鹏于五月十九日晚上颁布戒严令，所有香港人都义愤填膺。我在五月二十日，在八号风球高挂的狂风暴雨中，约了两位好友到维园，和四万位香港市民一同参与声援北京学运的集会。我还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出席大型政治集会，并喊出「李鹏下台」这项当时被认为激进的政治诉求。我还记得，我们神学院上下众师生，于报章上刊登了一个公开支持北京学运并反对当局镇压的声明，我们还取笑在联署声明名单中排第一位的同学，说若北京当局要向香港人秋后算账，他便会首当其冲了。
就我个人而言，六四事件影响了我整个人的视野，校正了我的信仰、价值观和使命观。我重新检视我的基督信仰，并确信上帝是关注人类历史和不同民族命运的上帝，而不是只关注人灵魂归宿和宗教伦理的上帝。
六四后，我立志在传道牧养工作上，毋忘六四事件带给我的启发。我会在每年六四前的主日崇拜，宣讲有关基督徒应关怀社会公义的信息，并提醒会众要记念六四事件。我会带领会众为六四事件中那些被杀害的来自北京或全国各地的学生、市民及其家人祷告，也会为屠杀人民的当权者能早日得到惩处，公义得着彰显祷告。我什至曾以〈自由花〉作为讲道后的回应歌曲。我也曾邀约一些教会会友一同出席六四烛光晚会。
除了传道牧养工作外，我也会在自己的家庭传讲六四故事。我有三个子女，每当他们到达初小这稍为懂事的阶段，我和太太便会带他们到维园出席六四晚会，并在过程中跟他们讲述六四事件的始末。我的父母有时也会跟我们家庭一同出席六四晚会。其中最深刻的一幕，出现在大约七、八年前，当时父母都已近八十岁，当晚下着滂沱大雨，晚会也因大雨而要提早结束。我和父母、太太、女儿虽然有带雨具，但也难免全身湿透。我们便在全身湿透的情况下，匆赶地乘了603号巴士回家。由于巴士的冷气强劲，我不断为父母的身体状况担忧，幸好最终大家都无碍。
就是这样，我们一步一脚印，也是一年复一年地，书写着香港人的六四故事。今日，当北京当局和特区政府想消除一切悼念六四的活动，想毁掉几代香港人对六四的记忆，想掩盖历史的真相，实在愚不可及。这种粗暴打压的结果，只会让维园六四烛光的美丽风景，随着香港人的脚踪，散落到英国、加拿大、美国、澳洲、台湾、德国，以至世界不同角落。
所有用尽各样手段，为要扭曲历史、避免人民知道真相的当权者，不论表面怎样强势，其实都是可怜的懦夫，最终必然敌不过历史洪流。面对正向香港人张牙舞爪的懦夫，我愿以一句从上主而来的警告作为本文的结语：「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徒廿六14）
（蒙作者允准，转载自信仰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