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一年才过了一个月，本地政情已连场暴雨急风。手机SIM卡实名制、通识变身国民教育，以及种种严苛却不单凭科学根据和实际效用的抗疫措施，总是忽然掩至，由上而下没有选择。近日特首在民主派总辞后的立法会推「五大立法」，就当中部份涉及议会运作（区议会宣誓）、资讯自由（限制查册）以及专业自主（引入海外医生）的项目，扬言若立法会仍然是去年的模样就连提也不能，认为过去的立法会不让他们工作。这番话却明显忽视立法会原有的制衡功能，更无视社会民意对有关法案的真实反响。

当建制里的制衡失效，「全面管治权」意识当道，民间意见要打入政策圈故然举步维艰，需要更多协同合作；而捍卫一己自由的责任进一步落入民间社会的每个生活处境里，势所难免。回望《论坛》近日的热门报道，不是探讨教会未来面对的危机，就是知名退休牧者低调离港，以保免于恐惧的自由。

如何在没有自由的地方活出自由*，成为今天每个香港人都要回答的问题；答案似乎不容易找，然而在香港社会的集体经历里，例如一年来的抗疫经历，却其实不无启迪，值得细看慎思——是那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友谊，共同的经历*，将香港人连结在一起，无论未来是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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