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反帝爱国

我们尝试把这七十年的历史，分成两个阶段来处理。先谈三自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即五十至六十年代的「反帝爱国」时代。

虽然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的理念，在宣教运动上具重大意义，反映出「本地教会」逐步脱离「差会」的荫庇及控制，迈向独立成长的愿景和目标；但中国基督教三自「运动」的源起，却是革命时代的特殊产物，具有独特的涵义，跟中国政治宏观处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吴耀宗在「基督教革新宣言」中，清楚指出宣言的目的，「为要提高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警惕，为要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为要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为要指出全国的基督徒对新中国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¹这四个「为要」，充份反映出新中国成立后党国高举「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种反帝情绪，随着一九五○年底中国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中美关系全面交恶，并在国内推展抗美援朝运动而更形高涨，什至进一步发展为动员群众的政治控诉运动。

当我们检视早期三自运动的历史时，可见其不论在指导思想（反帝爱国）、动员模式（群众运动、控诉运动、思想改造与学习）及斗争诉求（打倒敌人）方面，无一不受到宏观时代背景的影响，与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土改、镇反、思想改造、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紧密扣连。事实上，从中共中央的角度，三自运动的本质，是全国广泛範围的反帝斗争及爱国政治运动的一部份，表明基督徒的爱国政治立场。而三自组织的成立，不仅是基督教界领导这场运动的爱国组织，更体现了党对中国教会的绝对领导。²

宏观历史下的三自运动

已离世的三自领袖丁光训主教曾这样形容三自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即五十至六十年代）：

......和我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高举反帝爱国，拥护抗美援朝，教会本身则实行独立自主和自治、自养、自传。

这一阶段还在进行的时候，我国左的政治势力愈来愈抬头，到文革时期，一个好端端的三自爱国运动和全国基督教在一起被攻击为毒草和反革命，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基督徒和全国人民一样，进入了很长一段受苦时期。我认为这一段是全国人民的灾难，不属于中国基督教史。³

丁氏描述关于文革期时中国基督教的遭遇，大抵符合史实。但他轻描淡写的一句「我国左的政治势力愈来愈抬头」，却淡化了文革前三自运动如何配合党国的政治路线所扮演的角色及影响。

得指出，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教会的发展空间，很大程度上受宏观政治处境的制约。中共的基督教政策，一直按照「团结」及「斗争」并重的统战原则，至于团结及斗争的比重，则完全按党国对革命及政治形势的评估，及宗教（基督教）工作如何配合有关形势来决定。⁴

在东西方冷战对立意识形态影响的情势下，三自运动（组织）从一开始，便具有鲜明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色彩，既要团结广大基督徒，又具肃清隐藏在教会内敌人的斗争任务。从这个角度观之，三自对中国基督教发展格局的影响，如传教时代的终结、割断及肃清美帝关系与影响、揭橥爱国爱教神学、协助及支持政府与教会内的美帝走狗、反革命份子及右派份子斗争，取消宗教组织，实行联合崇拜等等，无不是为了实现及配合「反帝」及「爱国」的目标，充份反映宏观政治形势对中国基督教的改造与影响。

宏观大历史对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影响，可总结为：一、中国教会在体制方面的「一元化」，最后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政治氛围下，党国提出「促进宗教削弱」，借「联合崇拜」（即大量关闭教会，迫使其合并）取消宗派组织运作，因而出现三自组织领导教会的局面；二、受到革命及斗争意识的影响，三自运动对中国教会的历史传承（如宗派传统、传教运动、宣教事业）持全盘性否定的清算立场，中国基督教被迫跟自己的「道统」割裂；三、基督教附属事业（教育、医疗及社会服务）的国有化，导致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去基督教化」，基督教与社会的关系（「政统」），只馀下党国设定的「反帝」「爱国」模式；四、由于宗教与教育分离的政策，基督教必须撤离教育领域，而神学教育及神学思想的建设，亦受制于客观政治环境，导致中国基督教的「学统」逐步萎缩；五、差会及传教士撤离中国后，中国教会实现自治及自养，但宏观政治形势及党国政策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却大大增加，也间接造成中国教会依赖政府的局面；六、在愈益高涨的革命氛围下，斗争意识及过关自保情绪对中国基督徒人格，带来重大冲击，历起政治运动对信徒的伤害（包括整人与被整），为中国教会留下一道极深的历史伤痕。

上述各点，无疑都发生于中国社会不同领域（所谓「全国人民的灾难」），但却同时是中国基督教实存的经验与挣扎，真实地形塑了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国教会的集体性格，也构成三自运动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丁光训主教曾可圈可点地指出三自组织过去如何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迫不得已地介入了教会内部的事务。他强调，三自的原意是反帝爱国，提倡独立自主，但是，后来却在「职能上发生了变化」：

朝鲜战争爆发，中外资金冻结，差会的补助突然停止，好些宗派领导管理体制运转不灵，什至瘫痪，各级三自组织不得不开始承担各宗派教会领导管理部门的某些职能。随着一次接着一次的政治运动，整个国家愈来愈强调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这也影响到教会。在不少地方，教会不少工作的实际领导权就无可避免地集中到三自组织。这不是三自组织的初衷，但是，就这样，在不少地方，三自从一个高举爱国旗帜和提倡自治、自养、自传的信徒群众运动和群众组织，变成了处在教会之旁或之上，像教会又不是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那样的一个教会领导管理部门。⁵

丁光训这番话，企图将三自运动的偏差，归咎于中国「左」倾政治形势，借此维护三自的「原衷」。不过，他对三自体制的描述─「变在教会之旁或之上，像教会又不是教会，像政府又不是政府那样的一个教会领导管理部门」，却如实地呈现了历史的现实。

一九六六至七六年间的文化大革命，被称为「十年浩劫」，象征毛式激进革命改造工程在中国社会的实践。文革期间，中共为促成「无宗教」国度，宗教工作（如统战部、宗教局及爱国宗教组织）在极「左」形势下也受到激烈批判。不过，原来旨在消灭宗教的政策，却吊诡地因党国管控宗教机制的崩解，让宗教在「非体制」的「地下」形态与空间得以发展。中国社会在文革十年间，表面上再没有公开的宗教组织及活动，但实际上却是宗教潜伏发展的重要时期。

文革后的重建

文革后，中共扬弃反帝意识，告别革命，走向对外开放，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改革，逐步重建文革时砸烂的「旧世界」。面对宗教根本没被消灭，抑且有所发展的事实，党国的宗教工作系统随即恢复，并对宗教理论作出修订。⁶而三自爱国组织亦作相应重整，三自运动由是进入新的阶段。

在恢复三自组织的同时，中国教会的体制及格局亦得重建。那么，究竟应按什么标准或参照作重建？当时可供选择的有三个方案：一、按一九四九年前的格局，容许外国差会组织及传教士回到中国；二、按一九五四年的格局，恢复宗派组织的名义及运作；三、按一九五八年的格局，不恢复宗派组织，由三自组织领导教会。由于第一个方案违背了中国政府「独立自主」办教的原则，⁷故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馀下的两个方案，最后中国政府选择了以一九五八年作为重建的基准，这意味着中国教会正式进入「宗派后」的时期，同时，各地教会也悉以一九五八年「联合崇拜」后的布局为参照。从共和国历史观之，一九五四及一九五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基督教的重建本子选择了一九五八年，因而为三自运动的发展，带来以下的制约与挑战：

制约与挑战

其一，三自组织与教会的关系。严格而言，三自组织不是教会，而是基督徒的爱国运动。由于中国政府希望维持一元式管控的手段（党国－统战部〔宗教事务部门〕－爱国宗教组织－教会），不同意恢复宗派组织，故此延续了三自领导教会的体制（名副其实的「三自教会」）。为解决「宗派后」的教制及教务问题，因而在一九八○年成立新的教务机构——中国基督教协会（下称基协），把原属宗派管辖的教务工作，统一交予基协来统筹。基协与三自组织虽属平行体制，但在人事上仍有相当的重叠性。由于三自组织与教会间的特殊关系，因而便形成了所谓「三自教会」、「官方教会」的「标签」。一九八七至八九年间，曾有理顺三自组织与教会关系的讨论，什至在赵紫阳的政治体制改革框架下，一度提出取消三自组织的建议，反映出有关问题已受到政府及三自组织的重视，可惜在一九八九年后便因外在形势的变化及「老三自」的反对而搁置。⁸自此以后，三自体制的自我改革便停顿下来，反倒愈益受宏观政治形势的牵制。

二○一四至一六年浙江省的强拆十架运动，近二千多所教堂（绝大部份为三自教会）十字架被拆。拆十引发前所未有的政教张力，⁹特别是温州个别教会反拆十抗争，以至浙江省基督教协会会长顾约瑟牧师公开持不同意见，未尝不是教会维权诉求的萌生。遗憾的是，基督教两会作为中国唯一基督教的合法组织，最后只能紧随党国政策，扬弃维护教会权益，走上一条「听党话，跟党走」之路。

其二，中国教会的「宗派后」并不等于「联合教会」（所谓「中国基督教会」）的创建，实际上仍存在着不同的宗派传统，而个别在教会论方面较「排他」的原宗派（如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安息日会等），在三自组织内部及以外仍积极发展。即或撇除这些较具离心力的原宗派不谈，如何在中国教会承继及发挥基督教的大公传统及不同宗派的传统，仍是处身「宗派后」这个独特格局的中国教会不能迴避的挑战。

就以教会体制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市（县）两会」与教会（堂点）间，实际上已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关系及模式。基督教两会如果可以在这方面作总结及检视，相信可以正面地探索及建构「宗派后」的教制课题。此外，不同神学传统、教会礼仪的实践及应用，以至中国教会自身的本土经验等，这些均有待整理及反省。与此同时，个别家庭教会也呈现「再宗派化」的发展（如改宗革），在在反映出教制（church polity）课题的迫切性。中国教会如果能探索自身「道统」及「学统」，既可承继及发扬基督教多元及丰富传统，也可借本土经验的建构，为普世基督教传统作出贡献。不过，由于「宗派」问题触及政治红线，不符合党国基督教政策，却又窒碍有关的探索与反省。两会组织的官僚化与教会化的消长关系，在在反映出政教处境的变化。

其三，由于一九五八年的教会布局是以大跃进时期的「联合崇拜」为基础，故各地恢复聚会的礼拜堂数目，即使回到一九五八年的水平，实际上仍不能满足信徒的需要。这种不合理的布局，无可避免地衍生出大量未经批准的聚会点及教会的问题。家庭教会业已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教不可忽视的发展形态。各地教会（不论是隶属两会与否）在社会愈趋多元化空间下，也取得了长足的增长发展，这说明了中国社会对宗教的殷切需求。¹⁰诚如普度大学杨凤岗教授指出，中国宗教市场呈现了「红市」（官方认可）、「黑市」（严厉取缔）及「灰市」（不合法的社会现实）的格局。¹¹但中国政府仍企图规管宗教活动场所的数目，并置于一元化的管理体制下，这显然跟客观宗教发展趋势不符。¹²

毋庸置疑，有关课题已涉及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及民间自由结社问题。随着公民社会议题受到全面打压，家庭教会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近年党国对基督教的增长抱持警惕，企图以不同措施建立宗教「新秩序」，¹³家庭教会的生存状态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迄今唯一具政治合法地位的基督教三自组织，受制于其「准官方」的「独家代理」（或寡头垄断）身份及心态，只能扮演党国宗教政策执行者的角色，未能以更开放及宽容的态度来处理与其他三自组织以外的教会的关系。

其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骄人的成绩，但也同时衍生各种深刻的社会矛盾及问题。中国教会作为社会的一部份，能否及如何肩负关怀社会的精神、探索其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这既面对外在政教关系的张力，也面对教会内部源自基要派属灵传统的制约。毋庸置疑，基督教对公共领域、社会发展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与使命？这实际上是基督教政治及社会神学的长久关注，如何宏扬及反省这「政统」？还是在「泛政治化」下，受制于「讲政治」的形势，只能在「中国化」的政治工程下，负起「政治正确」的官方角色？

吴耀宗在一九五四年的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上发言

小结

曾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的曹圣洁牧师，以〈与祖国和人民同前进，对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回顾与期望〉，表达对三自运动七十年的感受。¹⁴她总结了四点：

一、三自爱国运动是从基督教内产生的政治性运动——促进中国基督徒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二、三自爱国运动是具有教会性的运动——推动中国基督徒改革与建设教会；
三、党和国家正确的宗教工作方针和宗教政策是三自爱国运动开展的前提；
四、「基督教中国化」是三自爱国运动长期的担当。

通过上文的阐释，可见曹氏所指的「政治性运动」与「教会性运动」，固然反映出三自运动的官方与民间双重性，但是在当前中国的政治格局下，其官民角色的消长，却完全受到宏观政治环境的制约。质言之，由于党国企图「牢牢地」管控宗教领域的发展，宗教工作与宗教政策实质上发挥了关键的影响力。而近年关于「宗教中国化」的讨论，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工程，企图从教义层面，来顺应中国政治路线的发展。¹⁵

展望未来，中国基督教（不论是三自或是家庭教会）的发展，必须正确回到「道统」、「学统」及「政统」的範畴，就是回归及寻索基督教信仰既大公又多元的传统，并批判地反思及探索其与党国的关系及在中国社会的角色。问题是，放眼当下，中国社会及教会又是否具备这种空间？

笔者按：十年前，因应三自运动六十年，笔者曾撰〈三自运动六十周年有感〉一文，刊于《信息》（2011年1月）。十年后，笔者在前文基础下作删改增订，作为对三自运动七十年的评检。

1〈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天风》，期233-234（1950年9月30日），页2。

2 关于基督教宣言的发表，参邢福增：〈反帝爱国与宗教革新──论中共建国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56（2007年6月），页91-141。又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运动与基督教史论》（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13增订版），第一章。

3 丁光训：〈我怎样看这五十年？〉，氏着：《论三自与教会建设》（上海：基督教全国两会，2000），页198-199。

4 Fuk-tsang Ying, “The CPC’s Policy on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949-1957: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9 (Sept. 2014), 884-901.

5 丁光训：〈理顺三自组织和教会的关系──在全国两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金陵神学志》，期10（1989年6月），页2。

6 文革后，中共发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理论不符合社会现实，开展逐步扬弃「鸦片论」，提出「适应论」。参邢福增：〈解读宗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相适应问题〉，氏着：《当代中国政教关系》（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页23-43。

7 美国前总统卡特曾向邓小平表示，希望可以容美国传教士回到中国，邓小平的回答是：「No」。叶小文：〈基督教：在中国的OK和NO〉，氏着：《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页477。

8 理顺三自组织与教会关系的讨论，可参邢福增：〈中国教会与党国的关系──八十年代迄今爱国宗教团体的改革〉，《当代中国政教关系》，页82-99。

9 邢福增：〈拆十字架的政治──浙江省「三改一拆」运动的宗教－政治分析〉，《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期44期（2016年1月），页25-61。

10 邢福增：〈现代化的中国要不要宗教？〉，张彦（Ian Johnson）着，廖彦博、廖佩杏译：《中国的灵魂：后毛泽东时代的宗教复兴》（新北市：八旗文化，2019），页11-16。

11 Fenggang Yang,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85-122.

12 参邢福增：〈民间组织政策与中国基督教〉，《二十一世纪》，2009年8月，页26-37：另《新酒与旧皮袋：中国宗教立法与《宗教事务条例》解读》（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6）。

13 邢福增：《新时代中国宗教秩序与基督教》（香港：德慧文化，2019）。

14 曹圣洁：〈与祖国和人民同前进，对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回顾与期望〉，《中国宗教》，2020年5期，页36-39。

15 邢福增：〈共圆中国梦──当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政主教从」的困局〉，《华神期刊》，期9（2018年12月），页1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