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下旬，警方修改内部《警察通例》，将两个新闻专业团体——香港记者协会以及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剔出「传媒代表」的範围，并将其他本地传媒代表名单与政府新闻处的新闻发布系统传媒名单挂鈎，变相令记者的定义全然握在官方手上。这种做法固然无助于官民信任的重建，加上警方表明在不影响行动效率下才会配合传媒拍摄工作，更令新闻工作者寻求真相的采访工作，进一步面对更大的障碍和更不确定的风险。对于靠赖传媒作为公众耳目来监察公权力运作的香港社会来说，这不啻是重大的退步，也是重要的警号——重点不在于谁在名单之上，而在于真相不由权力来定义。
当下，香港的权力分立及制衡格局备受《港区国安法》所削弱，导致无论在哪一个位置，人性的软弱和阴暗面愈见不易受控，只能倚靠一己自律；「让公义昭然于日光之下」的社会需要，亦只会更为巨大。与此同时，当官民以至社群的信任度不断下跌，关系恶劣，每一次认真建立真相与事实的机会，其实都是一个个让公义得彰显、也让关系得复和的契机。以去年反修例运动发生的八三一事件为例，众多传言的真伪一直得不到核证，跟警方当晚阻止传媒采访有莫大关系，这对事件中任何一方均无好处。多一个记者的现场见证，各方就多一分机会取得能让大家共同认受的真相基础。事实上，由去年的反修例运动至今，不少重要事件的关键片段，都是由自由身记者、公民记者及学生记者所拍得，而他们均不在政府新闻处的新闻发布系统名单之上。将他们剔除于「传媒代表」之外，日后警方行动当遇上争议，恐怕更容易百辞莫辩。
随着资讯科技发展，采访工作和资讯发布的所需门槛大幅降低。替社会维护真相，不单单是新闻工作者的日常工作，更可以是社会每一份子触手可及的生活志业，体现资讯科技普及化所带来的民主精神。对于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等八个新闻组织以舆论以至法律等途径，要求警方取消「传媒代表」定义的修订、停止划设采访区再筛选传媒进入采访区采访，并真诚实践一直以来向外宣称的「尊重新闻自由及传媒采访权利」，于此我们深表认同。对于三十多个新兴网媒联署，表明会坚持采访捍卫新闻自由，我们亦深表支持。观乎近年特区政府的施政趋势，不同政府部门未来会否出现类似的收紧新闻自由、窒碍采访空间措施？恐怕难言乐观。社会大众除了就有关措施高度关注适时发声，对于具公信力的新闻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公民媒体，抑或学生媒体，更要在资讯和资源方面多加支持。
今时今日，特区政府的民意认受在学术民调里低处未算低；与此同时，社群对立又不断加深，「有心人」更不断煽风点火，蠢蠢欲动以渔利。民间社会应对未来动盪风险的最佳防範，莫过于有更多的巿民重视真相，守护真相，追寻真相，在真相里守望相助，那是未来香港社会寻求公义与复和的基础，让城门口继续有公义的声音可听（摩五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