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期本报刊出之际，《港区国安法》公布和生效刚好满月。表面上，法例出台前后在香港社会出现的强烈震盪和情绪反应，看似逐渐平静下来。但若有人以为这就代表各界就此开始「消化」了《国安法》，开始适应在它之下的存活之道，无异于脱离实际民情的妄想。事实上，《港区国安法》的深层震盪，近日才算渐见端倪。而在教会圈内，也许还未开始认真思考这空降法例的真正影响；除了个别具有深厚社关底子的宗派正式举办聚会，开放让会友研讨交流之外，暂时仍鲜见有基督教团体把《国安法》放上檯面讨论。
然而，不管是否正式放上檯面，有没有认真探索思考，社会和教会都已经开始见证到《国安法》的深层震盪。大约一个星期前，政府选举主任陆续向多位非建制派的立法会参选人发出连串涉及《国安法》的提问；突破书志Breakazine宣布由于多方法律意见「对新法例实施的理解仍有不确定性」，决定暂停出版半年（两期）；而电影《十年》的其中一位导演欧文杰，在接受电台访问时透露已经身在加拿大，并以「走佬」而非移民来形容自己的行动。这些冰山小角，很难不让人感受到《港区国安法》对港人视为理所当然的原有政治体制以及出版和创作等基本自由的冲击。
无数以此地为家乡的几代香港人，目睹那本来有机会逐步改善的社会制度遭到无情砍伐，自身的生活自由又被迅速侵蚀，一份无法想像自己和后代如何继续在此存活的无奈与悲凉，油然而生。本报今期头版专题所展现的，正是空降《港区国安法》对平凡小民的这份冲击。曾几何时，特别是在亲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民潮创伤的那几代人之间，移民是个不轻易拿出来公然谈论的小禁忌，近期却已成了愈来愈多人茶馀饭后、团契小组、网上閒聊的普通话题。
然而，当前开始涌起的新一波移民潮，跟香港过去半世纪所经历的很不一样。不管是六七后出现的「暴动后移民潮」，还是横跨八、九十年代的两波「九七移民潮」，离开的绝大多数是经济和专业背景颇强，而且在事业上已经建立了一定位置；若是教会圈内的，不少是主任牧师或者长执领袖。但如今部署移民的，纵使横跨不同年龄，却似乎以三十多岁以下的青壮年为多，正处于事业上大力耕耘的阶段，对香港的本土身份认同也比上世纪两轮的移民强烈得多。他们跟传统意义上连根拔起、再植他乡的「移民」（immigrant）有点不一样，说不定会形成近似「散民」（diaspora）那种保存自家文化身份、盼望某日重建家园的离散群体。因此，他们跟各地现存几十年的华人教会在文化、心态和信仰气质上颇有距离，更适合自己聚合成港人信仰群体，互相砥砺，跟香港和身处各地的香港人保持连系。这对于上主国度在香港和各地的体现，能否产生怎样的效应，就只能拭目等待圣灵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