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初夏，由五一到六四，再到七一，多项大型公众活动都会成为香港社会政治气候的温度计。今年，七一多了一重「齐上齐落」、「一个也不能少」的新意义，还加上了六一二、七二一、八三一⋯⋯，日子一直延伸到盛夏之后。而对港人来说，这些「温度计」所探测的重点，也从香港巿民对政治关注的投入热度有多高，演变成本地公民社会的自由人权空间还剩下有多阔。当局一开始就禁止五一游行，已成了首个警醒信号。
去年的反送中逆权运动，加上今年的疫情，这段日子香港社会一直在两面作战，既要应付武汉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来袭，更要随时警觉那社会抗疫所需的严厉措施会否成为掌权者纵容滥权来打压异见的机会。早前政府推出限聚法规抗疫，已触动不少信徒教牧关注法规对宗教自由的影响。同一份警觉，近日也成了公众心底的警号；每当官员和执法者进一步诠释限聚法规的意涵，就会引来舆论关注。
宗教自由与其他各类公民社会的自由权利，包括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等，原本就密不可分。当公民自由备受打压，宗教自由亦难言整全。信徒教牧对一己宗教自由的关注，理所当然；至于会否更进一步，扩阔关注範围，为社会里种种权利受打压的不公事件而发声，那就是对每一位信徒教牧（以至堂会宗派）的考验——到底信仰的目标、福音的向度，都是为了一己的好日子；抑或是他人也同蒙上主施恩怜悯，活出基督的样式？
近日有教牧社关平台以及宗派总会的社关小组就《基本法》廿二条争议发表公开声明，批评当局做法伤害一国两制，就展现了一份广阔的信仰视野，以及敢言正直的生命质素。当人性黑暗愈见充斥于社会政治生态，制度又无力制衡，这些发声表态就是划破黑夜的光芒，是信仰的见证。
另一方面，近年也有本地的信徒教牧不时流露忧虑，担心内地所发生的宗教迫害不知何时会延伸到香港。这个说法其实有点过份简化。在今天的香港，特区政府内未有公开设立像内地的宗教事务部门，本地教会群体亦没有如内地的宗教爱国组织，去执行中共的政策。像内地强拆十架的同类事件要在香港发生，现阶段似乎仍未见具体条件，较大可能的反而是会不会有本地信徒教牧揣摩内地官方的意思，做出一些自毁宗教自由的举动，犹如自拆十字架。面对这个心态问题，更根本的关键在于：到底有多少宣称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份对上主「至死忠心」的情操？与此同时，当一国两制对香港社会的自由人权空间保障愈来愈薄弱时，香港人（包括香港基督徒）又有多少能准备好自己的心，沉着应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