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反修例运动持续半年，怎样影响教会牧养工作？教牧同工面对什么压力？信徒对教会回应有何期望？有机构早前进行了「反修例与教会牧养」研究调查，分别以焦点小组形式与数十位教牧访谈，及以网上问卷接触接近四千名信徒，了解他们的看法。研究发现，大多受访教牧对社会事件感到伤心和无力，而且在讲道上感到两难。受访信徒对所属教会期望和回应的落差最大的项目，则是「在游行或示威时开放教会作休息站」的议题。
在研究的发布会上，伯特利神学院柏祺城市转化中心总监陈敏斯教授阐述研究结果及初步分析。第一阶段的焦点小组访谈在今年九月举行，有四十四位来自不同宗派、堂会规模各异的教牧参与。从访谈中，他们观察，愈积极回应二○一四年的雨伞运动的堂会，面对今次反修例运动的回应也愈完善和成熟。例如，有堂会在伞运后已推动阅读有关政教关系的书籍，对相关课题已有思考，今次的冲击便较少；此外，因着伞运的经验，弟兄姊妹都大概知道不同肢体的立场，懂得以关系为基础，较少与不同政见的弟兄姊妹讨论。
调查团队在首阶段焦点小组的报告中，提出教会回应事件的四个现象和主题，包括：一、讲台教导与信徒反应——大部份教牧在讲道上感到两难，会小心用词或尽量不谈及社会事件，什至提及游行资讯都会被认为有问题，往往讲道后会有人找自己「倾计」；二、开放堂会的考虑与争议——不少教牧都希望回应需要而开放教会，但法律上的考虑和弟兄姊妹的反应都不容易处理，什至有教牧反映有会友说如开放堂会会报警，也有教会因而被传媒报道及抹黑，故带来压力。因此陈敏斯认为开放堂会与否难以一概而论。三、不同政见下的牧养与沟通——不少受访教牧都希望多与不同政见的肢体作沟通，也希望缔造不同立场肢体交流的空间，并了解他们的生命现况。四、信仰反思、祷告及属灵操练——教会更多举办祈祷会，静观及属灵操练，相信这是正确的方向。
讲道中增加受苦及盼望信息
陈敏斯亦提及对教牧同工个人状况的观察，指大多受访教牧都对反修例事件感到无力和伤心，却对是否表达立场和抒发个人情感感到顾虑。有在社交媒体曾道出个人立场的教牧同工表示，在教会尽量持平，不把个人立场带进讲道及牧养，但仍会收到不少投诉及提醒。不少教牧也曾面对情绪及质疑上帝的问题，但没有太多表达个人需要的渠道。「有牧师是『黄色』的，但也是要不断牧养警察的肢体……我觉得这是『道成肉身』，虽然是不同意见，但都要放下，继续他的牧养工作。」
焦点小组中，受访教牧亦谈及要为未来十年教会空间可能愈来愈压缩作准备，认为香港教会需要考虑内地家庭教会模式和发展，陈敏斯形容就如社运中说的「be water」，并学习内地信徒经历压迫时的持守和信心。受访教牧提及近期在讲道中多讲了有关受苦、受试炼及基督盼望的信息，更要提醒自己宣讲真正的福音，而不要自我审查内容，要宣讲深入释经的讲道。此外，教牧也希望有更多关于政教关系的讲座，帮助信徒清楚政教分离的真正意思。他们也担心失去年轻一代，因此需要不断与他们沟通。
对教会回应与期望最大落差：开放堂会作休息站
第二阶段的网上问卷主旨是希望知道信徒对教会就反修例事件回应的观感。网上问卷调查在十月十至廿四日进行，最终收集了3781份有效问卷，当中有近300位教牧。来自不同宗派的受访者中，有六成半及一成半指自己为温和民主派及本土派／激进民主派，共占约八成，其馀有1.4%指自己为亲中或建制派、11.4%为中间派或无政治倾向、6.3%对政治取态选择「不适用」。结果显示，受访者所属教会对反修例事件的最常回应，头三位分别是：举行祈祷会、在团契小组讨论与分享事件、在讲道中提及或教导信徒如何回应。而受访信徒最期望所属教会的回应则顺次为举行祈祷会、提供辅导服务、在讲道中提及或教导信徒如何回应。调查亦计算出受访信徒对教会回应的期望与实际回应的落差，头三位最大落差的项目为「在游行或示威期间开放堂会作休息站」、「安排讲座或与信徒一起参加讲座」、「约见不同立场弟兄姊妹面谈」。
调查初步分析结果发现，受访者在个人表达方式上愈多参与集会、游行及联署，预测对教会满意程度会较低；愈多参与祈祷会的，预测对教会满意程度会较高。在教会回应层面上，教会愈多在讲道中提及或教导信徒如何回应事件、提供辅导服务及教牧亲身前往集会或游行现场，都能预测受访信徒对教会满意程度会愈高。陈敏斯亦特别谈及，受访教牧表达其实他们愿意在讲道中谈及反修例事件，只是希望有更多支援。
总结两个调查，陈敏斯表示虽然教牧在讲道上感到两难，但如在讲道中提及如何回应事件，却是最能预测信徒对教会的满意程度会较高；同样，牧者面对开放教会与否的困难决定，这亦成为信徒对教会回应和期望落差最大的项目。陈敏斯勉励众牧者，愈困难的愈要去作，从中学习回应。
须重新思考如何实践福音使命
报告发表后，大会邀请了三位讲员继续探讨反修例事件对教会牧养的影响。其中，福音证主协会副总干事（培训）、伯特利神学院城市事工讲师吕庆雄博士以「香港教会如何面对更严峻的未来」为题分享。他指世界上不同地方基督徒均有被迫害的经历，当放眼世界，我们可知道今日我们在香港承受的相比他们是轻微的。他举例指，埃及科普特信徒作为当地少数，在极端伊斯兰组织杀害基督徒后，仍勇于向当地多数的穆斯林派发福音单张，值得我们学习，思考要向社会群众传达怎样的信息。他又分享以色列隔离墙的神学反思，人与人之间的隔离是因为在自我圈子中感觉良好，却在不断妖魔化对方，当地神学家反省，要复和先要接触，要知道对方的感受、思考方式，可从较容易接触的群体开始。
吕庆雄
他也特别提及一九四九至八二年间，对中国教会而言是苦难岁月。当时经历不同政治运动，所有教会表面上都暂停了，但苦难岁月中教会仍继续有增长，官方数字信徒数目从四九年的少于一百万，到改革开放后有超过三百万人。他表示面对未来，有些教会重新像九七年前般思考前路，他却认为这是一个时机让香港教会思想质与量的问题。例如，传闻中中国政府在教义上想影响基督教，但教会对真理的教导、信徒圣经的根基是否已稳妥？他勉励众人思考超越制度的问题，反思自己应作什么，不断接触仍可接触的人。
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他勉励大家「爱里没有惧怕」，虽然经历的都是新的处境，但这些都是重要的功课。在领导学的理论中，复合型调适性领导（Complex Adaptive Leadership）是适合今天的重要参考，相关理论认为世局是多变的，但领袖可以吸收当中经验不断学习和调适，创造新的知识，令人能面对新的挑战。
吕庆雄亦提醒，教会在这复杂多变的时间中要重新思考如何实践福音使命，以至重新检视神学思想传统的文化背景，思考哪些需要更新。此外，弟兄姊妹也要多建立非功能性的关系，要有可以分享閒聊的朋友，而非只有事奉关系。再者，也应思考如何释放会众潜力，将教会权力下放。
他亦表示，在今次调查中发现，若教会愈多接触和服侍社区，今次反修例事件对教会的冲击也较少。他解释，这是因为使命能使人向前走，若找到社区的共同需要，便能让人一起找到出路。即使未来可能面对政治上的冲击，但教会仍可在属灵和社区层面上坚持服侍。
聚会上，宣道会屯门堂主任游淑仪牧师亦分享「教会如何面对『反修例』引发的争议」，讲述其堂会自反修例事件而作出的种种回应及牧养上的调整。伯特利神学院院长屈伟豪博士则从辅导角度分享「同工如何面对牧养压力及处理争议」。详尽报道请见稍后出版的《时代论坛》。
是次「反修例与教会牧养」研究报告及专题研讨会由福音证主协会及伯特利神学院柏祺城市转化中心合办，于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在阡陌社区浸信会举行，约有三百位教牧同工出席。
（摄影：Elon L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