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因应国共内战的形势，先后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及十月发表两封〈致全国信徒书〉1， 内容均提及教会「不附和政治」及「超政治」的立场。如果放在今天的处境，不禁令人联想到教会要「政治中立」的表述。那么，七十一年前协进会的两封函件，对今天我们思考政教关系（或政治中立）又有什么启示？
教会不附和政党
协进会在第一封〈致全国信徒书〉中指出，「我们认为基督徒在个人的立场尽可参加政治，但基督的教会却不能附和任何政党。我们必须服从唯一的上帝。」不过，这并不代表教会「应规避我们的公民职责」，关键在于，「我们行动的目的与方法都必须遵循上帝的引导和旨意，借以彰显基督的精神。」
具体而言，协进会指出须循两方面作努力：第一，「我们应当维护崇拜与事奉上帝的自由」，信中提及「许多殉道者已经为这个光荣的见证牺牲了生命」，「我们不要让任何人把承认基督为救主的快乐从我们的手中夺去。」第二，「我们对于任何促进政治与经济平等的努力，都应赞扬。我们更要在自身的行为上来谋求这种目标的实现。基督对于贫苦，忧伤，被轻视，被压迫的人，是何等关心和爱护。我们应当在主面前切实检讨自己……是否能在这些事上表示基督的爱。」
教会不与政党合流及妥协
随着内战形势的变化，协进会在八月再发出第二封〈致全国信徒书〉，明确指出，「这封信要提出一个占据在许多信徒脑海和良心上的问题，基督教对于当前的问题是否有一个自己的立场？」
信中指出：「基督教会无疑地有他自己的立场」；不过，「我们很惭愧地承认没有尽我们的力量把这种立场明显地向世界剖示」。那么，教会的立场是什么？这立场「当然是宗教的而不是政治的，它是以基督徒的信仰为根据」。因此，「教会不能与任何政治党派合流，也不能用政治的力量来实现它的理想。它应当维持一种精神的团契，不与政治的演变相妥协。它在社会里的功用是表现基督徒的良心，为上帝救恩的需要和它的真实性作见证。」协进会强调，「教会的宗教立场，虽然是超政治的，而对于政治的行动却有密切的关系。它有责任对于国家与国际生活的道德问题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
具体而言，第一，「教会永久提醒世人，他不能靠着自己得救。政治的行动虽然需要，并且能够改良人类的生活，却不能解决人的基本问题」。所以，「上帝的国总不应与政治的乌托邦混为一谈」，「上帝的国是得救的人所组成的团契，他们要从自我中心的生活中拯救出来，得着服事上帝旨意的完全自由。」教会虽然「愿意尽量协助政治制度的改进，却不愿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与永不错误的」。
第二，「教会认为人类的真正平等乃在于每个人在上帝的爱中是完全平等的」。这承认了每个人「有绝对的价值」，「而绝对不能被视为政治的工具」。因此，「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国家为人而存在，而人不是为国家而存在。」据此原立场，协进会指出，「教会应当一面对于剥夺人类的自由，妨害人类生活的政治行动提出抗议。另一面对于任何牺牲个人以维护某一个阶级或党派利益的残暴，也应提出反抗。教会的立场是要使每个人有权利做上帝的儿女」。
基督徒与政治
针对个别「被召而参加政治活动的基督徒」，信中提醒他们，应「在政治生活中表扬基督教的信仰与标准，以事奉上帝与同胞」。身为基督徒，「除了根据宗教信仰的启示外，并没有特殊的政治智慧」。至于其馀的基督徒，「必须愿意做基督徒的公民，在各种不同的职业中为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做见证。「基督徒的公民和参加政治工作的基督徒必须维持他们的团契，并共同研究和分享彼此的关切。我们的责任在于彼此互相提携和代祷。创造研究与团契的机会，为的是要在个人与教会集体生活的立场上，为主作忠实的见证。」
「超政治」不是迴避政治
综合协进会在国共内战的严峻局势中发出的两封〈致全国信徒书〉可见，协进会在政教关系上的立场，却绝非迴避政治议题的「中立」。毋庸置疑，教会不应「附和任何政党」，「不能与任何政治党派合流，也不能用政治的力量来实现它的理想」，但却不代表教会完全迴避政治。教会的责任，是要捍卫宗教自由，并效法基督，关顾弱小及被压迫者，肯定政治及经济平等的价值与主张。
不过，教会要一再提醒自己，在关心及推动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时，绝不能将任何政治制度奉为「绝对与永不错误的」。抑有进者，基督徒要在社会展现其「良心」，对任何践踏人类尊严，剥夺人类自由的政治制度，以及扭曲人性（党的工具）的暴政，教会是责无旁贷地要提出「抗议」及「反抗」的。
厕身纷乱时局，教会必须教导基督徒，要努力作「基督徒公民」，在日常生活中为信仰作见证。对于个别受感召投身政治活动的基督徒，也要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基督徒的身份，追求信仰上的指导。同时，教会要实践成为「团契」，让基督徒就共同关心的政治议题，彼此分享及研究，促进彼此的提携与代祷。对于这个「团契」，协进会在函件中并没有进一步讨论，但却最少说明，教会不应迴避及消弭教会的坦诚交流及讨论。
再次翻阅这两封早被人遗忘的〈致全国信徒书〉，可见当年协进会的立场，坚持上主是教会及基督徒唯一顺从的对象，借此确认教会的宗教身份，重申教会必须与政党（府）保持距离，不能附和及妥协。但这并不代表教会对政治议题沉默，独善其身，视之为毫不相干，反倒应本着信仰立场，实践教会的公共责任。因此，「超政治」是指超越党派，与之保持距离或分离，而非否定教会及基督教的社会政治角色。这是否对当下关于教会应否或如何理解「政治中立」，有所启迪？
中共建国后……
顺带一提，随着中共政权立国，协进会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再出第三封〈致全国信徒书〉2。 文中一开始即指出：「我们的国家今天已踏上了历史的新纪元，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睹在新民主主义下，社会意识的日见滋长，当以极度兴奋的心情赞美上主，归荣耀于他」。关于教会在社会的作用，协进会指出，「今后教会当然乐意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勉尽其人民团体的责任，继续为人民服务」。同时，教会要「在新局面下」，「虔心接受批评，作自我检讨」，「切不可对以往的些微成就自鸣得意」。更重要的是，「当站在人民的立场，与全国同胞一同迎接这大时代的来临」，「根据基督教信仰，以基督的爱心去服务个人，小团体，及大众。」「世界存在一天，教会存在世界一天，它即一天不断地努力奋鬬，克己牺牲，并虔诚祈祷，使社会与个人更加亲近上帝。」
比较一九四八年的两封〈致全国信徒书〉，第三封函件的政治形势已不再是国共内战，而是统一政权的建立。在新形势下，协进会对新中国的成立，无疑予以充份肯定，并表示教会应在新中国建设上，站在「人民的立场」，检讨自我，作出贡献。我们不晓得协进会众领袖是否仍秉持警惕政党（权），及向不公义的政治作反抗的信念……但历史的发展，却已无情地指出，一九五○年以后，协进会（以及中国教会）最终无法抵御全能政治的压力，受到党国力量全面入侵，无法再坚持昔日的使命及立场，在乱世中苟存性命，在政治洪流中自保残存……
1.〈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致全国信徒书〉，《协进月刊》，卷6期12（1948年3月），页2至3；〈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致全国信徒书（第二封，1948年8月）〉，《协进月刊》，卷7期5（1948年10月），页2至3。
2.〈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致全国信徒书〉，陈际云主编：《教友须知：基督徒怎样学习共同纲领》（上海：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教育出版部，1949），页27至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