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世界人权宣言》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订立，联合国将每年的十二月十日定为国际人权日。今年在最接近国际人权日的星期日，香港的民间人权组织更为此发起游行。经历过半年动盪里的种种大规模人权侵犯以至人道危机——由集会游行常被官方限制以至腰斩，到被捕者受苛待和侵犯，再到集会街头的急救医护人员被大规模拘捕、救援被阻，以及大学校园被连续多天围封——今年的国际人权日对香港市民来说，意义肯定特别深刻。
无论是《世界人权宣言》，以至联合国本身，都是国际历史变局下的产物。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种种惨无人道的大规模屠杀以及人道灾难，如何让人的基本权利在今后得到尊重而不被侵犯，使战争罪行和人道灾难不再出现，成为战后幸存的人类社会最理所当然的价值追寻。二战之前已经存在的人权概念，就因着《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其后的国际人权公约得以订定，而转化成为法律里的保障工具。即使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也有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两条国际人权公约纳入其中，表明适用。不过这份理应普世适用的人权精神，在现实处境里到底受到多大的尊重？一直关注香港事态发展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近期接连多次公开呼吁要求缓和局势及独立调查，本月初什至投函香港报章促请港府调查警暴，却触发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强烈反应，批评专员干涉内政，助长激进暴力。这里反映的，不单止是北京政府对「普世价值」的抗拒；更反映出在「全面管治权」下，《基本法》里白纸黑字的人权保障，会落入何等光景。
人的基本尊严要得到尊重而不被侵犯，法律的保护固然重要，人心的重视与守望更是基本。当人权备受侵犯，而法律保障看来可能力有不逮，社会大众与舆论会否仗义执言，在种种艰难与风险里仍勇于发声，至为关键。此时此刻，香港置身于两大国际地缘政治板块之间，以及那随反送中运动而来的国际关注之中；香港社会所守望的，已不单止是一己的基本权利与安危。当国际政治到处都是「特朗普」模式与「习近平」模式，以我为主以己为先，人类社会七十一年维护人权的普世意识，又可以如何在种种狭缝之中，得以延续？
人按上帝的形象而被造，亦因而须受尊重。由此而生出的人权关注与人道关怀，无分国籍地域，更无涉政治立场与政教分离。但愿更多人学效耶稣那「好撒马利亚人比喻」里的助人者，主动第一时间关心和扶持受伤弱势，爱人如己；而不要像比喻里的祭司和利未人，因着不同的原因，拒绝成为邻舍，践行怜悯，承受永生。（路十25-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