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具争议的《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修订，容许引渡疑犯到内地；修订在立法会演变成宪制危机式的法案委员会「双胞胎」争持。首天会议的肢体冲突的场面，虽然在第二次会议上得见缓和；但立法会作为民意机关，当中的激烈争持局面，实在没有脱离近月本地民意对于林郑月娥政府修例的强大反弹和深层焦虑。林郑月娥政府若能临崖勒马，收回修订，实属社会之福。
正如我们多次重申：若然两地未有条件让被引渡的疑犯得到公平审讯，暂不作引渡安排就是符合公义。林郑月娥政府的修订强调要处处地区「一视同仁」，却没有正视那表明不走司法独立道路的内地司法制度，跟香港水平有极大落差，这正正是修订方案未能彰显公义之处。
面对立法会内的激烈争持，教会群体内不同位置的信徒教牧先后发表了多份声明，表达高度关注（详见今期第三版报道）。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在激烈争持里呼吁克制与聆听，是使人和睦的表现。若然呼吁是建基于事实，即使矛盾暂未能得以圆满解决，也可成为未来社会在张力里建立真平安的稳妥基础。
香港社会发展至今时今日，要面对种种大小气候的挑战，继续迈步向前，靠的已不可能是心底一句「我是为你好」，就睥睨民间一切焦虑与反响的精英父母官心态，而是愿意顾惜大众权利的真民主精神。可惜的是，由年初至今的整个修订过程里，林郑月娥政府一直未能明白民情的忧虑所在，屡将保护香港的法治防火墙说成是有待填补的漏洞，结果却是大开中港引渡之门；修订降低了法院的把关门槛，连立法会的把关角色也一笔勾销，所有压力几乎就聚焦在签发证明书启动引渡程序的行政长官一人身上。就算今天的特首真的「好打得」，未来又如何？官员的办事能力当然很重要，但实在无法取代制度制衡对社会的保护，也没有正视个别主事官员的人性软弱对人权自由可能带来的巨大破坏。退一万步来说，若然中港两地的法治防火墙被毁，当内地社会由威权步入极权，特区政府的十八万公务员亦会沦为极权爪牙；天天以恐惧逼迫来「治港」，自己的日子又会否好过？
可以预见，无论是今次引渡法例的修订、未来的《基本法》廿三条立法，以至更远却非遥不可及的二○四七，香港社会仍然会一次又一次的面对同类挑战。不是每个香港人均会选择留港面对这些挑战，但教会不能离开香港，否则就不是香港教会。在种种风雨之中，教会群体的角色，既在乎承担上主牧养群羊的召命，特别是那些不能或不愿离开的，教导他们实践大使命与大诫命；更在乎于使人和睦的同时，能够站在受欺压者的一边，说句公道话。爱与公义，原本是二而一的事情，昔日上主已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亲自作了示範。而今后香港社会每一次的挑战，都是教会群体学效基督的机会。求主怜悯和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