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建道神学院于四月十二至十三日假宣道会北角堂举办「塑造香港教会前景学术研讨会」，其中第五组「教会与政治」，讲员为香港圣公会教省秘书长管浩鸣法政牧师、中国基督教播道会港福堂荣休牧师吴宗文牧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博士，主持为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副教授郭伟联博士。
这场讨论备受瞩目，截至四月十四日上午，该组讨论在建道神学院专页的网上录影，有逾二万三千人次浏览，而当晚现场有逾三百人出席。（编按：建道神学院专页于四月十四日晚发帖文，表示会议结束后，原先放在网上的论文、所有发问环节的问题、facebook Live 转播等会下架。而有关的网上录影已无法浏览。）
会上，管浩鸣强调自己在争议中也有出声，但太张扬会失沟通平台。吴宗文指，民主国家也有问题，但社会大众只着眼香港而缺乏国际视野的比较，而港人仍有廿八年时间可自由表达。
而邢福增就提及，当「国家可以干预宗教，但宗教不能关心社会」这种「具中国特色的政教分离观」引进香港，加上本地宗教领域里与中共协力的人得以强化，会促使香港教会在政治上分化。他直言，为「宗教红利」舍弃公义，或是在关键议题上选择沉默，都是赤裸裸的政治；但与此同时，教会和领袖坚持良知，以先知角色捍卫公民角色，也是很重要的政治。「极权临近，没有人可以迴避政治，重点是，我们要选择的，是哪一种的政治？」
管浩鸣：闹系唔系真系有用？
管浩鸣在会上分享在占中前有传媒问他对占中的看法，他当时表示「不希望占中的发生」，他指这句说话原本是中性的，但他却自此被标签为反占中派。他强调自己并非不追求民主和公义，只是大家追求的方法与步骤有所不同。他表示绝对公义只能在天国中出现，因此我们只能希望在相对公义之中做到最好。他说，自己近年开始接触不同光谱的人，虽然彼此之间的立场可能截然不同，但在沟通与了解之下，大家都开始有所改变。 他指，虽然大家所使用的方法可能截然不同，但目标都是为香港好，并希望大家的生活更好。
管浩鸣指作为基督徒，在传教时也不会时常强调不信基督教就要落地狱，而是应该多用爱令人信服。因此，我们应有好行为作见证，并以爱感动人。他也表示，问题是一定有的，重点在于用什么方法解决，并指「嘈嘈闭闭」对社会的虚耗很大，政府现时也会因担心被骂而有「唔做唔错」的心态出现。他又指，政府也是人所组成的，而人非草木，会被爱感动，因此也可以以爱感动他们。他建议不同光谱的人可尝试多作沟通，就如当年政改时教会领袖也曾有过数次闭门会议讨论占中议题，当中有不同光谱的人，有部份人会担心占中会出现无法控制的情况，因此会希望在彼此的意见交流中探讨其他可行方案。
他又提到现时教会中普遍有三种情况：一是保持沉默，不表达意见；二是以较为激烈的方或表达意见；三是尝试透过沟通的方式，偏向温和地表达意见。而他表示自己属于第三种，但这种通常容易被视为「保皇党」。他表示自己并非没有「出声」，只是如果太张扬的话可能会失去现时可以沟通的平台，而他现时希望的是在一个可以沟通的环境下多走一步。他又指，现时很多人会认为香港和中国基督徒所面对的情况很差，但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情况更恶劣，例如一些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比中国更难传教，当地的法律严厉规管传教活动，向穆斯林传教可能会触犯法律，严重者可被判死刑。他指如果教会在这些地方都能有隙缝去做，那么在香港其实已经有相当的空间，因此他认为香港现时未是适当的时候开始公民运动。他希望大家思考，用激烈的方式宣泄信仰是否一定有用。
管浩鸣说，现时香港习惯「咩事都闹」，但他反问「闹系唔系真系有用？」他指出，以抗争方法表达意见未必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尝试以较为理性的方法去做。例如在「拆十事件」中，他明白部份教友表达的手法比较激烈，他并不批评这种做法，但他问到这种做法的成果如何。他又指，自己在「拆十事件」中曾透过沟通的方法令某些教牧同工得到释放。他认为有时要尝试离开意识形态，在实际上行动。他又反问「如果我们不以爱服人，那么与其他没有信仰的人有什么分别？」因此，他呼吁大家要将信仰聚焦天父的爱，在人与人相处时也要有爱。
吴宗文：香港住劏房比印度埃及好
吴宗文在会上指，现时社会大众太着眼于香港，缺乏国际性的参考与文化性的比较，他表示将其他地方的政府理念直接套用在香港是不可行的，因为不同地方都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应多考虑本色化的问题。就如美国、英国或其他地方的民主制度也不尽相同，并不存在一个适用于所有地方的模式。他又以菲律宾为例，指菲律宾也有民主，但仍存在很多社会问题，如在垃圾山生活的人民艰苦的生活。他表示，在香港住劏房的生活比起菲律宾、印度、埃及一些贫民来说其实已经幸福得多。他认为我们，特别是教牧与教会领袖，视野应该更阔，例如可以多看几份报纸，多了解世界发生的不同事，要知道民主国家也会有问题。对世界有更全面的景象，就会发现有些事并非如此绝对，当人们发现之后，彼此就能有商量的馀地。
他指出，政治虽然不是由上帝直接创造，但政治是人类群体追求秩序的表现，是人很自然会追求的，而且政治可帮助在基督的国未降临之前处理一些社会的资源分配等问题。他提醒我们，如果纯粹将理想套用在现实，就是一种空想，因此应多考虑现实状态，以及多作意见交流，他指不同意见的人仍有廿八年时间可以自由表达意见。他指彼此如果未曾沟通交流，难以真正知道对方的想法。
吴宗文表示，有时不同意见的人要互相合作，才能使万事互相效力，成就共同的目标。他也说到，作为基督徒要教导未信的人宽恕与复和，所以牧者与教会领袖应该以身作则，否则难以令人明白。他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包括政治，不需要用基督徒的方式与操守行事。
邢福增：与极权合作就能换宗教自由「红利」？
邢福增在会上指出，教会与政治看似是一个很理论的关系，但其实同时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他表示，历史研究不仅是对过去的重构，也是与当下持续的互动与对话，有助我们对照今时今日的情况。他以辛维思事件与二○○六年梁美芬在《信报》撰文批评时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的陈日君枢机「在政治上特别活跃」一事作比较，指出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并指这不是过去式的历史，也是现在进行式的现实。对于梁美芬的指摘，戴耀廷撰文回应，指这种「政治合一」的论述是对政教分离观的错误理解。他问到，如果只是在概念上讨论何为政教关系、政教合一的话，其实三十年前已处理了，但为何争论仍持续不下？他又问到，这是对历史常识的无知，还是在政治干预之下不同的定位？他表示，香港教会在政教关系上的争议可以视为不同信仰传统实践的差异，但不能否认在中国因素下的香港有不同的政教分离观。
会上邢福增从历史角度探讨香港教会与政治问题的思考，并由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间的「辛维思」事件开始说明中国因素对香港关系的影响。他解释，「辛维思」是时任基本法谘委会秘书处副秘书长，以及香港传统左派人士马力的笔名。当时「辛维思」在明报撰文以表达中方对基本法的立场，批评香港基督教及天主教团体出现「政治化的趋势」，主张基本法须确立「政教分离」原则。同时，「辛维思」认为宗教团体「不宜参与政治」，而且香港的宗教组织不宜「干预中国在内地实行的宗教政策」。邢福增形容「辛维思」的论述跟中共向来对政教分离的表述完全一致。他指这是在公开向香港教会传达中方立场，企图影响香港教会往后对社会及政治议题的取态。他又提到，社会上出现不少对这种政教分离的扭曲解释的回应，他认为在众多回应之中，基督徒香港守望社的反驳最为有力。在基督徒香港守望社的反驳中，「将『政』『教』关系区分为政治与宗教、政治与教会、政府与宗教、政府与教会四个不同层次，指出政教分离的概念，仅指涉教会与政府在政制及权力来源上的分离，而非政治与宗教，或教会与政治的分离」，并批评「辛维思」将不同概念的政教关系混淆，误导读者。
他又以在一九八六到一九八七年间，发生的协进会路线之争，带出在中国因素下对教会的社关与政治路线的影响。他指时任协进会总干事郭乃弘牧师指出，当时协进会内出现两种对立意见，一是认为「当依附什至顺服政权」；二是认为「当与政权保持距离，并在有需要时对政权进行批判」。而一九八六年时，协进会改选执委会，而由于个别宗派委派的人选有所改变，因此导致执委立场出现变化。执委会的改选也导致管理模式由以往的「授权」改为「管束」。最后，由于协进会执委与公共政策委员会就关注社会的立场及行动在了解上无法一致，导致委员会委员集体辞职。他表示这个路线的分歧无可避免地有受到中国的影响。曾于一九八四至八六年任协进会执委主席的梁林开曾于访问中承认教会存在「无形压力」，「一九九七年还未到，但香港有些人已在规定什么可以或不可以做。」
之后，邢福增提到，在拆十风暴中，宗派名义的行动不及信徒自发跃踊，反映前者要考虑的因素较多。一些基督教组织也联合发起「穿黑衣，同受苦」行动与受逼迫的中国教会同行。他也表示，对于是次事件，福音派教会展现出较积极的回应。但他表示，有关行动仅局限于「『宗教』自由」的课题，而未见于其他社会议题，反映有关教会只从「宗教」角度来理解宗教自由。
「中国特色政教分离」如何在政治上分化香港教会
邢福增提到，中国希望将中国特色的政教分离观引入香港，以及建立及强化其在宗教领域的在地协力者，从而促使香港教会在政治上的分化。他直言，部份香港教会希望确立宗教政策以维持殖民时代的优待以及行政特权，或为了扩大宗教红利而要求政府成立宗教政策，都是一种短视的做法。他引用八九年宗教界就《基本法》所整理的综合报告指，「西方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宗教自由以至其他人权自由之能够得到保障，并非单靠宪法内的条文。西方国家宪法内那些简洁的自由保障条文之所以能够发挥应有的果效，是在于西方社会拥有民主、开放、重法治的政府和政治传统。本港要在将来维护固有的自由和各方面制度，除了要合理地倚赖《基本法》外，更需要建立一个民主、开放、向人民交代和负责的政府。」他问到：「香港教会是选择与极权政府合作，扮演在地协力者的角色，借此获取狭义『宗教自由』下的宗教红利，还是争取与宗教自由不可分割的公民权利，并关注公民社会及民主转型的议题，借此确保宗教自由及其政治参与的权利？」
他表示，香港现时步入一个极权临近的时代，并引用许宝强的一段话解释极权主义，指这是一种「透过暴力制造恐惧，并以谎言作统治的社会状态」，而且当中往往只存在单一的价值观念及是非对错准则，借着政权建立的「非友即敌的逻辑」，并尝试压抑个体与社群多元而独立自主的生活，「统制约束民众百姓的生命／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同时，揭示出掌权者高举的经济至上，「搵食大晒」的「中（西）环价值」。他形容这是一种否定民主、自由、平等、多元的「经济化」及「反对政治化」的价值，企图把人还原为只剩下物质需求的动物。他呼吁香港教会重新反思自己的角色，思考我们是否在着重经济发展的 「中（西）环意识」下成为极权的顺从者，为了宗教红利而不自觉地扮演了协力者的角色。他强调，我们应坚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而不是单去接受极权所建构的意识形态所分配给我们的角色。
他表示，中国特色的政教分离是一种政主教从或是党主教从的模式，但在社会层面所要求的是一种政教的合作，从而换取利益，国家可以干预宗教，但宗教不能关心社会。又指现时香港在政教关系方面，已由一国两制变为一国一点五制。他指出，在极权时代红线处处，一切变得泛政治化，无论做任何选择，包括表态、沉默、沟通，一切都离不开政治，为红利舍弃公义，在关键议题上选择沉默，这些都是赤裸裸的政治，但教会和领袖要坚持良知，以先知角色捍卫公民角色同时也是很重要的政治。最后，他总结指「极权临近，没有人可以迴避政治，重点是，我们要选择的，是哪一种的政治？」
问答环节：如何为占中九子祷告？
在问答环节中，主持人提到管浩鸣曾以「主人与猫」比喻自由，指猫要乖才有自由，管浩鸣表示自己与所养的猫的感情要好，当时只是冲口而出举了这个例子，并表示希望向因这些话而感到不舒服的人道歉。他又解释指，猫与人的意识形态不同，因此要慢慢找出要互相沟通与信任的方法，加上猫是十分有性格的动物，笑指自己才是猫的「奴才」。
主持人提到中国的文革、大饥荒等事件一共造成约四千万人死亡，与一战总伤亡人数相约，并问吴宗文认为一个政权要去到什么地步才无法容忍？吴宗文回应道，如果由古代开始看，不同地方都有过很多战争，而战争也导致死伤无数，反问世界上哪里有一个政府是绝对公义？
主持人又问三位嘉宾会如何为「占中九子」祈祷，管浩鸣希望九子得到上帝的保守，并希望他们能反省，透过反省帮助在日后的生命中看得更清楚。邢福增表示希望能将运动中大家所关心的焦点继续下去，希望日后能有一个民主及公义的社会和政府。他呼吁教会不应只关心自己的事工，更要关心民主、法制等问题 。他也指出，我们不应因为在民主的发展中看见有问题的产生而否定民主、公义、法制本身，并祈求香港教会有对远景的承担。吴宗文表示自己一般与弟兄姊妹祈祷时都会包含不同层次，例如为世界、为国家、为社会祈祷等，视野比较阔，而对于占中的祈祷并不是祈祷哪方胜利，而是为香港能离开撕裂与困境祈祷，以及希望九子，特别是当中身体情况欠佳的，不用在这种情况再经历更多苦难。
最后，主持人问三位嘉宾，现今香港不同宗派、传统、文化之间应如何放下歧见，携手同心为这个城市求平安，以及如何在艰难岁月中持守信仰？吴宗文表示要让基督改变仇恨，希望不同阵营可以如看世界盃一样，虽然在比赛的过程中很激烈，但比赛过后彼此又可以再搭膊头称兄道弟。管浩鸣表示希望大家能放下仇恨与歧见，因为当彼此有太多仇恨与误会时难以达到合一，并问什么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难道是政治？邢福增回应指，难以强求大家的看法一致，但希望彼此能互相尊重，求同存异，更多了解对方的看法。他也同意彼此之间不应有仇恨的心，人们所仇恨的应该是不公义。
一连两天的「塑造香港教会前景会议」是建道神学院一百二十周年院庆的活动之一。研讨题目包括：教会与政治、教会发展停滞不前、重建教会的讲坛等。会议论文下载：https://bit.ly/2IR0Hv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