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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旬，保安局引用去年一宗疑犯从台湾避走香港的谋杀案，忽然表示打算修订香港与其他地方在刑事事宜相互司法协助方面的合作；而影响所及，多年来向中国大陆移交逃犯的法律限制将被解除；而原本属于立法会的公开把关权力，亦改为以行政长官的一纸证明书绕过立法会，直接交由法院作引渡审讯。兹事体大，谘询期却只得短短二十日，至三月四日止，特区政府并打算随即在本年度馀下的立法会期内提交修订条例草案；再加上当局拒绝透过现有安排来先行单独处理现时这宗台湾谋杀案疑犯引渡申请，坚持大费周章全面修改现行做法又要快刀斩乱麻；特区政府的如斯举措，既让港人有充份理由严重质疑特区政府在捍卫香港地区的人权有多大的决心和承担，更担心一直以来一国两制对港人人身安全的保护屏障会随即异常脆弱，什至可能迹近名存实亡。

香港与内地法制的迥异，以及港人对两地法制信任差距之大，众所周知。在内地要忽然面对莫名其妙的经济犯罪指控，即使是对教会群体而言也已经不是新闻，涉及教牧信徒的个案历历在目。保安局的建议一旦成真，在当前愈见高压又禁论普世价值的内地政局与法律生态底下，未来要引渡回内地审讯的到底会是什么案件？到底在保安局衮衮诸公和香港社会的民心所虑之间，距离有多远？从海外来港工作的外籍雇员，又会如何衡量？

在处理疑犯引渡时，即使双方的法例里均有同一条罪行，倘若申请引渡地区未能为有关疑犯提供公平审讯的机会，将疑犯引渡过去也是极之不道德的。这方面，台湾的司法管辖区和中国大陆的司法管辖区两者的差别，在公众眼中，特别是经常往来两岸三地的港人眼中，实在是非常明显。杀人者未能绳之于法，当然很不公义。然而由一宗台湾当局的引渡申请，发展到「开通」两岸四地移交疑犯安排，并削减立法会的权力，之间的逻辑跳跃实在非常巨大，让人难以理解，也让整个香港社会付出的代价完全超乎比例，更超乎想像。我们强烈要求特区政府三思，临崖勒马——为公义缘故，将当前这宗台湾个案尽速按现行方法处理；为人权缘故，撤回现今关于移交逃犯安排的相关法例修订建议。香港人实在有强烈理由仔细了解保安局的建议，尽速向特区政府表达建议所带来的深切关注和忧虑。而香港的教会亦有强烈的理由，坚定祷告和发声，为了这城所带给众人的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