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除了是一战结束一百周年外，亦是以色列建（复？）国七十周年，以色列、美国和埃及签订《大卫营协议》四十周年以及加沙战争爆发十周年，这三件大事对当代基督教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然而，不难想像的是，不少香港基督徒连简单探讨它们的兴趣和动机也没有，遑论要求他们具备深究事件箇中来龙去脉的意识和自觉性。1不过，纵然只有小众读者有兴趣了解这三宗世界历史事件，但笔者认为仍然值得专门撰写一篇文章梳理它们的争议性。
尽管不少香港基督徒认为以色列立国七十周年与自己关系不大，但他们也难以断言否定，这件大事牵涉到圣经预言以色列复国的应许是否已经得以落实的争议。可是，或许是基于片面的理解，或许是基于根深蒂固的刻板认知，不少基督徒（或团体）对这项争议的取态也是非黑即白，即是要不是全然拥抱锡安主义（Zionism；或「犹太复国主义」），便是抽空地以基督教和平主义（爱与和平）来衡量事情对错。
滥用武力压迫异己 犹太民族非绝对正义化身
具体而言，锡安主义者多年来坚定宣称，以色列在英国对巴勒斯坦托管的势力範围内复国是上帝的应许得以落实的标志。他们把历年来犹太人在异地寄居被迫害的事件当成应验圣经预言的凭据，他们什至认为，正因犹太民族屡次绝境逢生，才显得上帝应许的真确性。2 时至今天，这种神权政治的进路仍极具影响力：为了纪念以色列独立建国七十周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今年稍早前联同以色列保守派执政党联盟推动《以色列犹太民族国家法案》（七月十九日在以色列国会以62票赞成55票反对通过），其中一项重要声明就是重申现时以色列的领土範围就是上帝的应许之地。3
然而，锡安主义错误地把犹太民族塑造成绝对和唯一正义的化身。圣经向来并无掩饰犹太民族背弃上帝的各种现象，当中包括政治领袖敬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等偶像（但锡安主义者大多避重就轻不提及这部份的圣经陈述），这正好带出一个重要的启示：圣经并无说过基督徒具备一劳永逸判断谁永远属于正义一方的办法；以色列国家的政治领袖，也可以是敬拜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等偶像的罪人。更何况，在建国和巩固国家权力的过程中，以色列的军政领袖多番向巴勒斯坦平民发动无差别攻击。4 有不少时候，以色列更会把无差别攻击的对象扩大至包括别国的阿拉伯人民，例如在埃以消耗战争期间炮轰邻近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埃及城镇、一九八一至二○○六年期间四度以对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真主党（Hezbollah）之名轰炸黎巴嫩，当中涉及刻意发动对黎巴嫩平民的无差别攻撃等。5 二○○八年十二月廿七日，以色列宣称须强硬回应哈马斯发动的恐怖袭击，遂正式发动加沙战争。6 根据以色列官方的说法，以色列政府从无刻意挑起任何巴勒斯坦平民和组织的仇恨情绪，但事实上，多届以色列政府均有预谋地把巴勒斯坦平民和阿拉伯人民边缘化。7 即使在贬低阿拉伯语地位的《民族国家法案》未正式通过前，受影响的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平民已更具备发动自卫攻击的道德正当性。
诚然，过往法塔赫（Fatah）和哈马斯等巴勒斯坦组织曾多次向以色列平民发动报复性恐袭，使以巴冲突的道德对错更为错综复杂，但这不表示以色列可以把各种粗暴剥夺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平民权利的行径合理化8，更何况以色列对无辜平民所造成的伤亡比例往往尤什于自身所承受的数倍。9 值得一提的是，在加沙战争中，以色列军方连番空袭巴勒斯坦平民区和封锁对方的物资补给线，令无辜者的伤亡数字与日俱增。部份以色列官员辩称，以色列军队固然无意图对居住在加沙的巴勒斯坦平民造成任何伤害，但实际上，容许对他们造成附带伤害（collateral damage）有助提高以色列军队执行军事任务的效率，譬如有效打消部份巴勒斯坦平民支持什或掩护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军队的念头。10 然而，由于附带伤害的良好副作用并不能用作抵销对无辜者所造成的伤害（不论是有意抑或无意），所以以色列官员的辩解并不符合正义战争理论对比例原则（即使是广义上）的理解。11
空谈大爱包容离地万丈 以巴和谈遥遥无期
在新仇旧恨交织的前提下，不着边际地空谈爱、和平、包容等基督教核心伦理价值，然后对使用暴力的以巴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并不是负责任的做法。一来，圣经不乏战争杀戮的记载，如果说基督教只强调非暴力牺牲舍己的爱，那即是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迦南期间所发动过的战役，以至大卫对付非利士人和扫罗军队的战争全都不能被证立。如是者，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便有重新诠释那些经文的必要性。二来，抽空地挪用基督教和平主义的核心原则，很容易忽略了特定情境的重要性。
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多年来的冲突为例，数方确是曾经试图探索和谈的可能性，四十年前以、美、埃三方达成的《大卫营协议》便是显例。然而，各方对这份协议有不同的解读，例如在时任法塔赫首领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眼中，这份协议明显偏袒以色列和美国的利益，但中东问题专家、前美国白宫中东问题首席顾问丹尼斯罗斯则认为，美国已曾数度向巴勒斯坦释出善意，但阿拉法特不但不领情，而且默许他的亲信Muhammad Zaidan（又称Abu Abbas）策动挟持航班客轮阿基莱劳伦号（杀死犹太裔美国公民里昂克林霍弗）等针对犹太人的恐袭，因此巴勒斯坦亦有必要为拒绝谈判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12 不过，实情是法塔赫后来曾经尝试转趋采取温和取态，就以色列开出的「两国方案」展开谈判，但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压迫从不间断，所以法塔赫的温和路线并不太巴勒斯坦人民的欢迎。13 反之，主张政教合一、勇武抗争的哈马斯先在一九八七年及二○○○年两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中崭露头角，继而在二○○六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撃败法塔赫取得压倒性胜利，两个组织以至以巴的对峙进一步加剧。14 纵然哈马斯和法塔赫在去年开始和解，但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明显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加上以色列右翼势力成功推动落实《犹太民族国家法案》，以巴和谈已愈来愈不见曙光。15
加深认识以巴冲突 告别「小确幸」大过天
无论如何，尽管以巴冲突牵涉千丝万缕的问题，但归根究柢，始终源于以色列右翼势力不时假借上帝之名剥夺巴勒斯坦平民的基本人权。作为与当地相距什远的平信徒，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固然十分有限，但总不能因而理直气壮地表示巴勒斯坦平民无辜受压迫与我们毫无关系吧？新的一年，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再在团契小组千篇一律地重覆分享「小确幸」感恩事项16 ，或执着于教会去年的除夕聚餐是否足够丰盛的事宜上。其实，趁着假期花点时间加深对以巴冲突的了解，以及在祷告中纪念受压迫的巴勒斯坦平民亦不失为一个良好的选择。不过，笔者知道，在香港信徒群体中抱持着这种愿景，最后还是一厢情愿居多。
（原载于《信仰百川》）
1. 整体而言，香港基督徒群体的生态十分奇怪。其中一样荒诞的常态是大谈特谈无关痛癢什或明显与圣经价值观相悖的事，至于相关的重要事情则轻轻带过（虽然这不一定是香港基督徒群体的独有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这不是个严重的问题）。例如，希伯来文圣经有不少篇幅谈及战争，但以个人多年的经历来说，我在基督徒群体谈论战争的次数绝不多于五次（不包括神学院的学术研讨会），其中有一次还是自己带有关恐袭议题的团契周会时，自编自导自演延伸谈及的。当然，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不可能对每个议题也有深刻的洞见。然而，不少香港基督徒在智性上的匮乏，远远不止局限在个别议题上（但他们又冥冥中认为自己在多个议题上具备指点江山的资格）。更遗憾的是，一些圣经只曾提及过一、两句，什或需要读者延伸几层才勉强推论出来的话语，却成为不少信徒心目中不容挑战的信念。如是者，所谓的研究（读）圣经，可谓是愈研愈「胶」。
2.〈以色列复国70周年 预言的应验‧不改变的约〉， 载《影音使团》，2018年5月9日。
3.〈单一应许的犹太国？以色列强力通过《犹太民族国家法案》〉，载《转角国际》，2018年7月19日。
4. 例如：
(i) 在1947至1948年期间，犹太人准军事组织哈加拿（Haganah）领袖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以色列建国总理）不时策动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无差别袭击（借此创造空间给以色列建国），此举保守估计造成约70万巴勒斯坦人不情愿地流亡至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成为难民。
(ii) 1950年代，时任以色列参谋总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在以色列军队中成立一个秘密行动小组（交由艾里尔沙龙〔Ariel Sharon〕领导）跨境发动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攻势。
(iii) 在第二次中东战争（1956年）中，以色列与埃及交战期间趁机屠杀了数以百计寄居在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难民。
See Slater, Jerome, “Just War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 2008-09 Israeli Campaign in Gaz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7, No. 2 (Fall 2012), pp. 46-47.
5. Ibid., pp. 47-50.
6. Ibid., pp. 54.
7. 例如透过修订《国籍法》剥夺巴勒斯坦平民在以色列境内的公民权利、驱逐他们出境，以及透过「缺席者财产法」充公他们在以色列境内的财产等，详见〈以色列通过恶法赶绝巴人 与种族隔离政策无异〉，载《香港01》，2018年7月21日；另自第三次中东战争（1967年，或称「六日／月战争」）起，以色列占据了大量巴勒斯坦平民居住的加沙走廊，多年来一直严格控制当地的水电供应，又严禁当地运作机场和海港、中断她与外界的商贸往来、多番破坏当地的农业收成等（即使2005年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宣布以色列军队从当地撤出，当地的情况并无实际上的改善），See Slater, Jerome, “Just War Moral Philosophy and the 2008-09 Israeli Campaign in Gaza,” pp. 52-53.
8.〈以色列通过恶法赶绝巴人 与种族隔离政策无异〉，载《香港01》，2018年7月21日。
9. Slater, Jerome, “Replies” in Brown, Davis, Gross, Michael L. Gross, Meisels & Slater, Jerome, “Correspondence: Just War Theory and the 2008-09 Gaza Invas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1 (Summer 2013), pp. 170.
10. Rodin, David, “Justifying Harm,” Ethics, Vol. 122 (October 2011), pp. 104.
11. Ibid.
12. 当中包括在磋商《大卫营协议》期间力邀阿拉法特一起加入谈判行列、于1980年代先后透过沙特阿拉伯和约旦询问他是否愿意在接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决议的前提下，巴勒斯坦被美国视作一个独立民族看待、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2000年向巴勒斯坦开出容许对方独立建国并拥有97%约旦河西岸地区和100%加沙走廊的领土主权等，See Ross, Daniel, “Did Camp David Doom the Palestinians,” Foreign Policy, 19 October 2018.
13. 李振良：〈恃美国撑腰 以宪法变歧视利器〉，载《信报》，2018年8月4日，A24。
14. 参考同上。
15. 参考同上。
16. 一般而言，团契小组也会有分享「小确幸」感恩事项的环节，但其实是否可以容让弟兄姊妹有坦诚分享埋怨上帝的空间呢？另外，有些事情并非可以简单用「感恩」和「埋怨」来黑白二分的。团契小组是否也应该容许弟兄姊妹有慢慢思索、延缓表达的空间呢？毕竟，感恩的可贵之处，在于真诚而非形式体面和次数众多。此外，那些高度私有化的信仰分享大多缺乏公共讨论和对话的价值（即使不论当中的真实性和神学性）。若然过分偏重于「小确幸」感恩事项的分享，那最后只会令信仰沦为各说各话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