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先后有两位在九龙华仁书院（下称「九华」）教过我的神父离开世界，旧同学在WhatsApp群组中传来了不少有关魏志立神父（Fr. Naylor）和狄恒神父（Fr. Deignan）的故事和追忆。昔日在学校生活的回忆涌现脑海，也深深感受到中学阶段的学习，原来在塑造着自己的人格及人生取向。

小学时，家住葵涌，就读的学校就在我家对面，不用过马路便到。升上中学后，要搭一小时左右的巴士才能抵达学校，而九华是没有校巴服务的，一定要自行返校，午膳当然也没办法回家吃，什么都得靠自己解决。不单生活如是，学习方面也如是。

学校有各种以兴趣为核心而组织的会社，绝大部份均由高年级学生负责，包括请老师做顾问，安排活动等，都由同学一手包办。我参加过基督徒团契、合唱团、邮学会、学报、童军、学生会等组织，也曾担任团契职员、学报编辑、班代表等职务，因而累积了一些被领导和领导的经验，懂得一点点在团体中与他人合作的窍门，不会对团体生活一无所知，对日后人生的磨练未尝不是一种准备。

那个年代，学报的编辑工作不是在电脑上做的，而是先收到手书的稿子，经校对和编辑的工夫，然后交给印刷厂制作样本，再经多次校对和剪贴后才付印。由于学报有编辑委员会，因此，这些工作都是一群人做的，要商量和作决定，全都是同学自己做的，学到的东西自然不少。当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在全校的学报中刊出，的确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我对写作的兴趣，多少得益于学报的鼓励。

此外，中一时我曾担仼班代表，参与学生评议会。一天，学生评议会召开会议，当然是由学生来主持。不过，当日副校长也来到会上接受质询，因为有一位高年级的同学在学报撰写了一篇南沙群岛主权问题的文章，校方不同意刊登。那位同学便在会上质疑学校的决定，而一向满有威严的副校长面对怒气冲冲的同学，要提出合理的解释。这种权力的变化对当时我这个中一学生来说，的确十分震撼。学生不单得到成人一般的尊重，而且得到和副校长平起平坐对话的机会。这是我上的第一课民主教育课。

学校更鼓励中四和中六（非公开试时期）的高年级同学服务其他同学，包括组织内阁竞选学生会会长及职员、当领袖生、组织会社和担任会长等。我们还曾经直选学生会会长，第一届直选当选的便是后来组织公民党的梁家杰大律师。

我那个年代，九华学生的成绩虽然不赖，但绝大部份老师亦没有强迫学生学习，或要求学生取得好成绩。我们都在自由的气氛下，按着自己的兴趣学习。虽然中四分文理科，一般是成绩好的读理科，不那么好的读文科，到中六时也一样。当我中六时，我按照自己的兴趣而非成绩选很少人读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西方历史等科目，老师也没有阻止。我的西史科成绩一向不理想，但自己却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于是在中六时仍选修西史科来读，因而对世界及中国近代曾经走过的路多了些认识，在日后接触其他地方和国家的人时，也多了一份谦虚和乐于聆听的心，不会自我中心的以为别人都应该和自己一样。

课堂以外，我花最多时间的是参与教会和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的活动，认识了许多比自己年长、热诚而又有抱负的基督徒，我因而受到感染，也愿意献上自己，事奉上主。如果中学时期没有这样的空间和自由，我也不知道我是否会成为今天的我。

不论学期之内或暑假期间，除了学校课本外，我读了许多文学、历史、哲学及基督信仰的书籍，建立起思考的兴趣和能力，也慢慢形成了閲读课外书的习惯，到今天依然受益。

中学时期的閒暇，使我有机会广泛的閲读，培养出对周遭事物的好奇心和兴趣，也从书本中吸收了不少知识和成长的养份。

自己做得到的事情自己做，自由选择自己做的事情。有了自主与自由，才会有自信和负责任的态度。勇于尝试，敢于承担，不诿过于人，不马虎了事。这是九华教我的。

远渡重洋来到香港的耶稣会修士，用他们一生每天点滴的累积，以生命改变了许多学生的人生，也塑造了今天的香港。他们把我们这些中学生当作成年人来教，给予我们探索人生的自由，引导我们为他人和社会服务。没有他们信仰的坚持和对教育信念的执着，就没有华仁精神和华仁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和机构而言，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师。

我的老师狄恒神父，愿上主使你在劳苦后得到安息，又愿主耶稣基督以像你时常所带着的笑脸和慈顔，迎接你进入他永恒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