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民兄在中大「最后一课」中自白：「我是一个有信仰而无宗教的人」，并剖白了他从中学到大学期间的信仰历程。
关于他在大学时代的信仰之旅，他在一九八三年于中大社会系毕业时写了一篇文章〈我的四年〉（见下图），从第一身角度作了回顾。文首一开始，就引用了潘霍华在《狱中书简》的话：「我至今仍然相信，惟有完完全全生活在现实当中，人才晓得信仰上帝」。
文中呈现了他的信仰历程：初进大学时，他跟家人说：「我要读社会学。我要先了解社会，然后才能服务香港，贡献祖国」。他又在大学新生注册表上写上：「我要研究基督教社会学，我要以哲学为起点，用理性重新建立我的信仰。」后来，由于一位同学的问题：「你觉得你在大学里做基督徒与其他同学有什么分别？」，醒悟到要信仰必须「投入生活」，而不只是「点缀式」，于是便开始参与学生会。
作为基督徒，在学生会的工作，令他经验到很大的孤单。一方面，是学生会内活跃的基督徒很少，缺乏信仰相同的战友；另一方面，是他不能从弟兄姊妹中获得认同及支持，更被教会视作「过份投入属世工作」，令他感到难受。然而，参与学生会却让他「不再盲目地为基督教辩护」，特别是当他察见「人生许多无辜的苦难」，迫使他「重新思考信仰的真确性及对人生的意义」。他提及在广州面对一位在街头讨饭，人生毫无盼望的小孩时，想到「抽空地传述耶稣的死和复活并无意义，福音必须能对应他现实的处境，医治他心灵的创伤，提供他继续生活的目标及勇气」。他明白到，「基督徒必须积极参与改革社会，与一切造成他苦痛的因素斗争，这样他方能体会上帝的义和爱。什么是福音，必须从对象的处境中出发。」
这种反思，令他对教会的「内向软弱」更感不满，「什至绝望」。但当他有机会在柴湾一社区教会当义工，并参与了争取兴建东区医院运动（笔者按：他大学毕业时的功课，便是以统计数据来支持兴建东区医院），再令他「看见信仰在世界中的积极意义，并启迪我教会应有的方向」。一位神父曾跟他说：「这里不是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使这地方更适合人居住的是教会的责任」，「我们不是要领导，我们要以分享的心情，与街坊一起受苦，一起挣扎，一起建造」。于是，陈「再次决志跟随基督，与群众走在一起，以服务为生活」。大学毕业后，他更加入了有关社区的工作（笔者按：即循道卫理爱华村服务中心）。
陈健民在文末说：「作基督徒在这世上有什么意义」这问题，需要「穷一生之力不断地发问，并以生命的每部份来回应。今天我也将这问题放在新同学的面前：你又怎样？」
关于健民兄往后的信仰历程，日后望有机会再作了解。不过，现在回看，他多年来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关注与委身，对香港民主运动的付出及承担，事实上已在他早年的反思与立志中见到端倪——「基督徒必须积极参与改革社会，与一切造成他苦痛的因素斗争，这样他方能体会上帝的义和爱。什么是福音，必须从对象的处境中出发。」
健民兄在「最后一课」中说：「遥遥长路，有时真的觉得前路茫茫，灯有时会暗淡。暗夜里，可以怎样？我想只能看星。」
此时此地的香港基督徒，该如何面对「作基督徒在这世上有什么意义」这问题？端在于，我们所信仰的到底是什么？又如何实存地，在真实及苦难的处境中，以自己的生命去反省及实践。我们所信的在当下有何意义？这确是一生的功课，特别在黑夜之中，感到迷失及灰心时，健民兄所指的「看星」，也许就是使身心安顿的价值及信仰，看着星，窥见这个世界以外的永恒，因而得着勇气、力量，盼望黎明来到的那一天……
（后记：笔者于一九八三年九月入中大，那时健民兄刚好毕业。他文章最后问「新同学」的问题，却没有让我这「新同学」注意。我在一九八四年始于大学决志，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五日才在湾仔青文购得此书。不知为何，当时并没有细读陈文，反倒是前阵子整理九七与香港基督教时，才赫然发现健民兄这篇文章。近日细读他的「最后一课」，再想起此文，以此为记。）
附：陈健民：〈我的四年〉，香港大学基督徒团契「八三」迎新事务筹委会编：《舵》（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1983），页88至90。
（转载自作者Medi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