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两位性骚扰受害人就突破机构处理性騒扰事件不当而造成的再度伤害在媒体上作出投诉，而突破也回应了有关事件，并且对于处理受害人的不当作出道歉。然而，前《突破》杂志总编辑吴思源先生于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基督教周报》发表〈性骚扰还是报警好〉，指出性骚扰并不容易客观界定，并指出该性骚扰事件只是不恰当的男女界线问题，受害人应该即时去报警，又或者即时直斥其非，才合乎常理。
吴思源先生提到「男女之间互动的界线很模糊」，「性骚扰行为可以是淫亵、但是同时也可以是调情和风流，这是一种自然的求偶过程……」。然而，求偶的过程是在一种彼此尊重的关系下进行的，我们绝不应该以追求别人为借口而进行性骚扰，并且罔顾对方意愿去作出有关行为，令对方感到被侮辱和受威胁。吴思源先生作为教会的多年的属灵领袖，是应该改变这种性骚扰的文化，而非把性骚扰行为合理化！
况且，性骚扰在法律上是一种违法行为，参照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对性骚扰的定义，性骚扰是任何人在行为、言语和态度上对别人的身体作出有性意味的冒犯，令到对方产生恐惧、受威胁或者侮辱，或该性骚扰的行径对受害人造成有敌意或具威吓性的环境。因为性骚扰是违反个人的意愿，纵使作出有关行径的人（不论是男是女）并非蓄意，性騒扰也是违法行为，虽然在刑事上未必能惩治对方，受害人可以要求赔偿心理上的创伤。
《性别歧视条例》已经于二十年前订立，而平机会是作为执行《性别歧视条例》的机构，也处理过很多性骚扰的个案，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性骚扰诉讼个案是在二○一二年六月六日有关雇主的转承责任。换言之，性骚扰事件若在教会发生，基于教会有转承责任，即是根据《性别歧视条例》第46条列明雇主的责任：任何人在其受雇用中所作的任何事情，就该条例而言须视为亦是由其雇主所作出的，不论雇主是否知悉或批准他所作出该事情；除非雇主已采取合理地切实可行的步骤，以防止该雇员作出该行为。因此，投诉者可以向平机会控告教会没有采取合理及切实可行的措施处理性骚扰投诉。
吴思源先生对性骚扰的理解实在非常过时，误以为性骚扰可以报警求助，反映他在性暴力、性骚扰等议题认知和敏感度非常不足！
最后，吴思源先生除了对性骚扰、强奸和非礼的理解落后了二十年之外，最令我感到失望的，是他作为《突破》杂志的前总编辑，在基督教界是属灵领袖，站在有权势的宗教地位上，却不断批评两位受害人已是成年、高级知青、把性骚扰事件小题大做、煽动性别仇恨、并且责怪为何对性骚扰不作出反击、不报警等。这不单是将性骚扰事件的发生归咎于受害人，标签受害人为麻烦制造者，彷佛揭露性骚扰这些罪行便是罪人，因为她们破坏了基督教的声誉。这种完全漠视受害人被性骚扰的心理创伤、对受害人落井下石的做法，不单令受害人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这也是一种制度暴力，更令其他受害者因而灭声。
况且，两位受害人在声明中，最希望是机构能够设立反性骚扰政策及指引，以免其他人再受害。正因为过去机构不懂得处理这类个案，更需要制定预防性骚扰政策。当有处理性骚扰投诉的程序和机制，加上向领袖提供培训，管理层便不用再逃避及耽误性骚扰这些投诉了！风雨兰过去收到约五十多宗涉及教会的性侵个案，其中有多宗是信徒曾经向教会投诉却遭受更大伤害，有些什至因为作出投诉而受被教会排斥或指责，认为性骚扰是芝麻小事，被投诉人并非蓄意、是无心之失，令受害人的申诉没有得到正视和公正处理。同时，大部份教会管理层倾向大事化小，将性骚扰事件淡化为男女之间互动的界线模糊的问题，以为只提供辅导便能解决，结果事情愈来愈糟糕。我不希望见到直到信徒间爆发性骚扰事件时，教会才急忙去设立相关机制。这不单对信徒造成伤害，亦会令教会名声受损，结果，信徒只会失望地离开教会。
我们呼吁教会应尽速设立防治性骚扰政策及机制，除了教会内部提供有关投诉程序外，应列明教友或雇员均可选择向外求助。最直接就是向平机会投诉，或向区域法院提出诉讼，亦可以向风雨兰求助（电话：2375 5322）。长远来说，更应透过防治性骚扰教育在教会建立反性骚扰及反歧视的文化，推动信徒间互相尊重的意识。广泛地在教会向教友及雇员推广性骚扰资讯及宣传教育工作，为教友提供有关宣传教育讲座。
（作者为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总干事。标题为编者所拟，原题为「性骚扰——教会要负上转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