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位于华盛顿，楼高八层，贴地面积四十三万平方尺，耗资五亿美元建成，世界最大的私人圣经博物馆（Museum of the Bible）在二○一七年十一月开幕，但是不足一年，博物馆在今年十月廿二日正式宣布，其中最珍贵的十六份「死海古卷」残篇展品，有五份确认为伪造的。其实在博物馆开幕前，学者已质疑这批古卷的真确性，他们发现在二○○二年起，古物市场上突然出现约七十件「看似死海古卷」的残篇，初步鑑定当中九成是伪造的。而博物馆这批残篇经过三轮类似的鑑定方法，包括检测其笔迹风格、油墨成份和油墨与书写材料的关系等，到最近得出这个结果。

圣经博物馆创办人格林（Steve Green）是经营工艺材料连锁店Hobby Lobby的富商，亦是虔诚的保守福音派基督徒。他的家族在二○一○年前后从古董商大量购入与圣经有关的古物。这十六份「死海古卷」残篇就是在二○○九至二○一四年间购入，估计花费数百万美元。格林家族在搜罗古物时亦引起不少争议，例如在二○一○至二○一一年，美国海关扣查多批寄往Hobby Lobby连锁店的邮包，发现这些声称由土耳其寄出，标示为「瓷砖样品」的邮包，实为合共数千件古物，相信是从伊拉克偷运出境，当中包括刻有楔形文字泥板和砖、泥印壐（clay bullae）和圆筒石印章（cylinder seals）珍贵古物等。二○一八年七月格林家族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会把所有古物归还伊拉克，并向司法部缴付三百万美元讼费。

格林及其家族花费巨款搜罗大量圣经古物作为展品，根据博物馆宣言，目的是要让圣经的故事活现在大众眼前，以致人们更确信圣经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华人教会对类似的想法并不陌生，认为考古资料可作为圣经可信性的「外证」，例如有人认为位于死海西北部的一处庞大古城遗址，就是旧约圣经的所多玛城，因此证明圣经资料的可信性。另外，在土耳其亚拉腊山找到的石化木结构，被视为挪亚方舟的残骸。在不少护教资料中都可见到这类例子，目的是要说明，圣经记载的资料有事实根据。然而这类「事实」的真确性经常受到质疑，好像被指为所多玛城的遗址，其地理位置和年代都与圣经的所多玛城有出入。而在亚拉腊山找到的挪亚方舟残骸，亦被指是伪造的。

出于护教的热忱而寻找支持圣经可信性的「外证」，并不限于考古遗迹，也包括一些非基督教经典典籍，例如第一世纪犹太历史作家约瑟夫的着作《犹太古史》，记载了耶稣（18.63;20.200）、施洗约翰（18.116-118）、耶稣的兄弟雅各（20.200）以及其他福音书中出现过的重要人物及事迹，又补充了新约时代的宗教及历史背景资料。因此，不少信徒认为这可引证福音书的历史性和可靠性。可是，信徒阅读或引用约瑟夫的资料时，可能单纯地以为约瑟夫是不偏不倚地「如实」记述历史，又忽略了这些资料的真确性问题，尤其是关于耶稣的描述，常带有浓厚基督教色彩，令人怀疑这部份是否由后世信徒加插或改动。

接触古物古迹时易忽略的两个问题

我们渴求从古物、古迹或古籍中，寻找信仰的确据或经验，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这种渴求或好奇，可能是许多信徒喜爱参观古物博物馆，或是追访耶稣生平足迹和保罗宣教旅程的动力来源。试想像在博物馆见到一艘在加利利海出土的古木船，时代和尺码都与耶稣时代人们所用的相符，我们很自然会联想到：这船会否就是福音书记载耶稣及门徒的事迹中出现过的渔船？这种联想已令我们心感震撼。又想像远赴相传是耶稣向门徒宣讲的加利利海边，或是他施行过神迹的城镇时，配合阅读福音书经文，我们会有灵性受触动的感觉。这就是「古物」及「圣地」的魅力所在，它们具有神性力量，类似教会传统的圣人遗物的功能，把古人与今人的世界结连起来，接触「古物」及「圣地」带给信徒与主相遇的主观经验。部份人因这份寻求信仰经验的渴求，或是作为宣扬信仰的事工，以收藏相关古物为志业。这引申到两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庞大的金钱利益，和忽视古物的真伪问题。

古董市场的运作有黑暗的一面。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一九七○年制订公约，要求会员国禁止此后出土的文物非法进出口。按此公约要求，格林必须把收购了的泥板及印章，归还伊拉克政府。这类一九七○年后出土的古物非法地流入市场，过程相当曲折，大有可能是不法份子（如恐怖份子ISIS）从博物馆、学术机构或私人收藏中掠夺得来，然后以高价卖给古董经销商，以赚取军费。换言之，新近在古董市场上出现又来历不明的「古物」，如果不是非法偷运出境的，就根本是伪造品。两种可能性的出现，都是由于市场的巨大需求，尤其是收藏家基于信仰缘故甘愿高价收购珍贵古物。格林在短时间内寻觅大量古物作展品，当时在古董商之中是人所共知的事，正因这样，令不法商人以及伪造者有机可乘。

大部份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因此只能收藏古物的仿制品，这是我们参观这类展品时要留意的。一般人没有足够能力分辨真品、仿制品和伪造品，只能粗疏地认为展品能丰富他们对圣经背景的想像，觉得信仰知识得到巩固，便心满意足。博物馆或教会也抱着教育大众的目的，有时也不太着重展出古物的真确性，以及古物对重构历史的有限性，以致夸大展品所能揭示的历史情景，好让参观者更易置身其中。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不少圣地考察团，团友要有心理准备，最后可能发现没有足够历史证据支持该朝圣目的地，有发生过所宣称的圣经故事。近年也有不少教会信徒热衷举办「逾越节」、「住棚节」等犹太节期庆典，体验在圣经中其属灵意义。笔者也有参与过这类犹太节期庆典，但作为圣经研究工作者，想到每项安排及讲述的历史根据十分薄弱时，就会对举办这类活动的价值存疑。

然而，我想强调无论是参观博物馆、游历圣地或是体验犹太人生活等活动，对普遍信徒确能产生教育作用，但若要由古物、古迹和古籍等有助了解经文脉络的重要「资料」转化成「知识」，需要经过细密的历史重构，这过程需要检视历史证据，并作出合理论证。这类历史情景的重构，需要信徒亲身去摸索和想像，情形有如阅读历史小说，读者的想像和建构是最深刻和最有趣的过程，但当把小说拍成电影时，观众的想像空间就大大减少。所以最近英国着名古罗马历史学家毕尔德（Mary Beard）表示，她不会为有「故事重构」（即有穿起古装的演员扮演历史人物）的历史纪录片担任主持，因为制作历史纪录片，应该把「历史重构」的工作交给观众，让观众自行判断、想像节目所铺排的资料和论据。同样道理，教会领袖应多培养信徒对圣经背景历史重构的想像力，让他们再次参观博物馆、游览圣地或是阅读典籍时，更懂得欣赏和鑑别这些资料的价值。

（作者为香港神学院圣经科副教授。分题及内文粗体为编者所加及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