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这些日子不断传来堂会与机构等负面新闻，内情真相如何，有待时日印证；但其中涉及的课题是体制权力的傲慢。倘若事件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私怨，无论谁是受害人与加害者，双方可能位置不同（如上司对下属、执事对教牧等），大致都是处于平等地位，但私怨一旦白热化，成为组织与个人的对立，法理情的考量较多放在个人身上。
体制权力往往不是一人话事，乃由一群被推选或委派的领袖承担。健全的体制是理性、开放与接受外界意见，然而一旦体制不容许任何异见，或少数异见者被排斥与打压，而领导层又拒绝第三者（非利益相关人士）介入与协调，组织的思维与反应就会变得更脆弱与非理性。
笔者越来越认同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论述的「群体罪性」（social sin），所有人世间组织包括地方堂会、神学院与基督教机构都无可避免染上罪恶病毒。每当个体进入群体，个人的主体性会削弱，以往须由个人承担的罪责，现今变成人人要承担，于是责任感减少，罪性就无法受到有力约束。因此，集体自私也较个人自私来得严重。
自我的骄傲
权力的傲慢反映于不少教会领䄂自以为是，满以为自己那套神学、牧养、灵性足以应付时代变迁，口号永远是「以不变应万变」。这些教会领䄂不能接受时代变迁，却相信自己仍可主导环境。
当领袖意识自我不够安全，要取得更多权势，或要取得更多支持，就动员群众或粉丝来摇旗呐喊，却没有胆量承认「我错了，请你们原谅！」，领袖总会以各式各样冠冕堂皇的借口，来包装个人或群体的野心和私心。人越想用权力（舆论权）来掩饰自己（或整体）的软弱而不知退让，有时可能就反映了自我的骄傲。
道德的骄傲
权力的傲慢，更反映于我们道德的骄傲。领袖不会具有完美的人格，先前可能在各方面都堪称信徒模範，及后却发现其人性阴暗与残障。巴特有婚外情，我不会因而否定他的神学思考；卢云有同性性吸引的挣扎，我也不会因而否定他的着作。
倘若有牧者挪用公款，堂会当然要报警处理，但若堂会财务管理一向不清不楚，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从此建立良好制度，并要求现在的同工共同遵守，而非翻旧帐，以现今新订立的标准来审视同工在未有章则之前的行为。
灵性的骄傲
道德骄傲使领袖在不知不觉间自比神明，于是把自己的偏私标准当作绝对真理。有年轻信徒（教师）犯错，向牧者坦白承认有婚前性行为，认罪悔改，谁知这位牧者竟向校长举报，要求校长辞退这位教师。明显地这位牧师做多了与做过分了，这位犯错的教师罪不致于要离职。
这种骄傲就是领袖误以为自己的标准，就是上帝的标准。西方白人中产教会，最着紧的是个人性伦理，却对社会公义、贪婪等绝口不提。八十年代关注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妈妈；九十年代关注离婚；二千年以后则是同性恋、变性人等。这些往往只是中产家庭关注，什于圣经所关注的伦理课题，圣经指责贪婪多于性伦理 !
应对傲慢
面对体制的权力傲慢，基督徒可以有三种不同回应方式 : 视而不见、或奉命行事、或智慧应对。
1. 视而不见
南方朔于〈权力的傲慢是一种精神疾病〉引用1970年代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沙兹（Thomas Szasz）及加州精神科医生等有关权力的精神病理学研究。沙兹指出 :「统治者会自居主张，而后划分敌我，形成一种排他性的压迫结构，他们是好人，别人则是邪恶的坏人。当出了问题，别人的意见，它就是不理会，纵使别人的意见再好，它都假装没听到。」
教会体制处理人事纷争，通常习惯顾全大局、维护声誉和大事化小，用人的智慧把事件「模糊化」，于是原告成为被告，或投诉人沦为滋事者。领导层明明出了问题，然而教会组织内的同工为求「明哲保身」，往往是「人人识做」而不会唤醒那些在「铁屋子里装睡的人」。
沙兹教授讲论 :「等别人忍无可忍而开骂或走上街头抗议，这时候它就忽然精神抖擞了起来，替别人猛贴标签，说别人就是本性不好，有攻击性，容易歇斯底里等。它就靠着这种贴标签，而造成大众的习惯，于是它那种压迫就反过来证明有理。」
沙兹教授指出 : 「压迫的体制，本质乃是一种精神变态，它以精神虐待别人为满足，别人有什么意见，它就是不理，等到别人忍无可忍而开骂或抗议，始作俑者的它就可以透过贴别人标签而占到恶人先告状的便宜，权力的虐他者可以享受到虐他的极大乐趣与好处，这也是虐他式的压迫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今日有为数不少的组织成为「变态体制」，有些每两三年便发作一次，特别是在员工续约时，有时是教牧传道被「请走」，有时是信徒背负罪状含泪离开。领袖最喜欢就是扮作彼拉多，对教会内外不义不法事物视而不见。
2. 奉命行事
电影《汉娜鄂兰：真理无惧》（Hannah Arendt），讲述这位逃离德国的犹太知识分子，后任教于多所美国着名学府，致力研究极权主义。1961年她观察及报导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讯过程，后写成《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一书，提出所谓「平庸之恶」。汉娜不畏批评，指出「犹太委员会」也须对犹太人屠杀事件负起责任。犹太委员会为求自保，与纳粹合作，于是犹太领袖提供了「遣送名单」予纳粹。犹太人为了生存，识时务者为俊杰，出卖良知，服从命令，放弃思考，这便是「平庸之恶」的共犯。
资中筠把内地知识分子分为两派 :「其实两年以前就有准备『玉碎』之说，另一种倾向是『留得青山在』，以妥协换取生存，但是妥协以不损害原则为底线，有人戏称『青山派』和『玉碎派』。坦率地说，我属于玉碎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祭文〉2016年7月28日）面对体制强权，大多数人会选择作「青山派」，宁愿做「玉碎派」的肯定是极少数 !
3. 智慧应对
笔者尝试以「人情世故」作为应对制度权力傲慢的合宜取态。我们要肯定个人、活出有情群体、并要走进世界与人分享生命故事。
3.1 肯定个人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曾说：「政治权力也是一种权力，没错，但绝不是唯一的权力。有一种权力是没有办法描述的，那就是人本身。」（《真理的护卫者：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74页）人的罪性使权力制衡变得非常重要，要有明确制度、章程文件等防止滥权。
在面对不论是政治或宗教的强权，独立个体都是重要的。侯士庭于《喜乐流放者》论述：「个人的呼召先于机构化生命」。教牧与信徒，要重申个体先于专业化，社会不需要埋没有人性的技术官僚，教会体制同样不需要压制人性的专业教牧。
3.2 有情群体
权力必须要平衡，不只要有独立思考的自主个体，还要形塑真诚有情的群体。曾有教牧认为雨伞运动带来教会撕裂，笔者不太认同。其实，实相是堂会长期处于「虚假群体」（pseudo community）的情况，一旦任何冲突出现，就会让潜藏的矛盾浮现出来。不少堂会是「虚假群体」，表面看似相安无事，以和为贵；实质是各自修行，互不过问。
心理治疗师兼作家派克（Scott Peck）理解真实群体的养成，就是走出虚假失真，期间会经历混乱与冲突，才能迈向真诚互信。可惜是体制文化的「息事宁人」文化，教牧要做「好人」，于是群体只能继续「虚假失真」而未能过渡至「不打不相识」的尊重与谅解。巴默尔说 :「团体就像个金属的熔炉；团体代表了不同自我的碰撞，哪里有因放弃自我坚持而来的痛苦，哪里就有找到应许的出路。」〈团体力量大〉。
3.3 走进世界
教会应教导信徒进入世界，作光作盐；可惜是宗派与堂会为了本身利益，再加上内地事工的顾虑，什至限制教牧与信徒的言论自由与个人参与。
世界正是我们见证福音的场域，但世人看见的却是堂会斗争不绝，手法如同政治团体；公义与正直未见彰显，而怜悯与宽宏大量更不用提了！原来涉及权力与利益时，我们的表现也不外如是。笔者尊重的冯炜文前辈与本人分享的时候，谈论基督徒参与公共事务，不要假设我们的道德必然高于未信人士。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处理冲突的手法较外面更不济，更丢人现眼！求主怜悯我们！
3.4 分享故事
分享故事本身就是医治心灵的过程，不是控诉，也不是自怜。教会要有足够承载量，让更多人可以分享人性的故事，圣经从来没有歌功颂德、也没有用成王败寇的准则来书写历史，若是这样，肯定会删去大卫的婚外情及其它圣经人物的失败故事。
结语
笔者没有资格与能力调解任何个人与组织之间恩怨与冲突。笔者同样会犯上自我、道德与灵性骄傲，如要明哲保身，最宜远离是非圈。我也没有时间探究内幕消息，我只以已公布的事例作个人判断；有可能权力的傲慢是本人？到若干年后，真相呈明时，本人承担文责自当向有关人士与团体道歉。
（按 : 文章原稿发表于2016年10月11日「在边缘处，恩典留痕」有关孙宝玲牧师事件，现重新修订内容。类似事件继续发生在我们当中，什至情绪化丑化对方。我们在众多事件中，可曾学好功课？）
编按：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