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者兰姐因被食环署无理票控，很多港人都纷纷向应声援兰姐，媒体报道亦制造了一种舆论的力量。兰姐与民间的声音令食环署不得不主动回应事件，最后撤销兰姐的控罪。或者当你听到街坊成功争取撤控是一种民间抗争的胜利，又或兰姐的逆权拾荒令公众正面看待拾荒者的贡献，这确实是一件令香港人振奋的事情。不过作为街坊的支援后盾，笔者经验整个过程后觉得，能够撤控真的没有一点的开心或高兴，反而心里面涌出一阵阵的悲凉与哀伤。
原来，草根阶层在社区若遭遇到不公的对待，他本人是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单人匹马实在难敌体制。就像兰姐这次，执法者有执法的理据，街坊有街坊的理由，依法办事的人懒理被控人的申辩，即时判决。若果只有兰姐一人面对，她定必含泪寃屈地交了那千五元的罚款了事。但问题不是交不交罚款，而是街坊无奈承认自己犯了根本没有犯的错，而当中票控的判断在于执法者的肉眼，根本不存在其他客观的因素，更没有票控者辩解的空间。若果整件事有疑点或误解？那不是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吗？为何街坊不可以有辩护的机会？
透过工会的朋友得知，原来任何人若遇到被食环署检控有关乱抛垃圾，阻碍街道及妨碍工友清洁等罪名，当收到缴交罚款通知书后，倘若拾荒者本身是正在工作而又无理被检控的话，当事人是有权利在缴交罚款期限的廿一天前向食环检控组进行申辩。他们收到申辩信后需要进行审视，认为个案需要再进一步跟进会交由律政署检视是否有可能将其控罪撤销。可以说大部份的市民都不清楚有这权利和行政指引，而街上各区的拾荒者就无奈地「硬食」被充公财物（车仔和工具），要拿回这些财物就需要到食环落一份口供，完成后会给街坊一张票控罚款单，这样才能拿回自己的财物。试想想，拾荒者每月的平均收入为700至1000元左右，一张1500元的罚款单已用了她个半月的收入，街坊又怎会想去拿回自己的财物呢？更不会有能力进行什么申辩了！
若非有人愿意介入事件中，将冤案提升到公共层面的关注，制造舆论令署方受压，街坊冤屈难诉的声音早已石沉大海。其实哪会有人会想被充公了物品后这样愚蠢走去食环落口供，还要局交罚款呢？何况，整件事我们看到前线执法人员真的完全不懂拾荒者在做什么，整个工作程序不了解。街坊要进行的回收分类，需要的工具和占用的空间，全都需要仔细告诉食环职员。其实笔者对食环执法是有点迷茫的，他们每天都会见到拾荒者，而他们执法又会涉及街坊的工作，为何他们可以完全不认识街坊在做什么呢？即使今次他们说是一队专人捉垃圾虫的执法队伍，作为食环的前线执法人员，是否也必须具备认识街道上任何劳动者的处境和状况？而不是双眼只有执法和执法检控的数字呢？
为草根阶层彰显权利，争取公平，让公义伸张，听落好像是很有意义和很有光环的事情来的，但若基层街坊只有他独力去做这样的事，根本没可能被掌权者听进心里，这些不公的事情，往往要起哄热闹到公共层面才有点力量和声音。笔者觉得很可悲的是，小市民要争取权益，战胜不公，即使出尽九牛二虎之力，没有其他力量支援也是徒劳。所谓公平公义法制的社会，其实某程度上对草根阶层是不友善的。公平公义原来没有街坊的份，所谓保障人民的制度只向既得利益者友善。
还记得上年六月拾荒者被票控贩卖纸皮一事吗？掌权者在不尊重和不认识这种次经济体系工种的情况，又不研究它对回收业及社区经济效益底下，作出了凉薄的票控，结果要闹哄哄的满城风雨，食环才肯收手。除了拾荒者，过往在不同处境的街坊，他们的逆权争取同样是有血有泪，像无理被滥收水电的劏房户，要告上法庭才能讨回公道，当中还要有同道战友与街坊同行，部署申诉过程；又有外判商走数工人白做的事，也要工会闹上传媒，工友起来罢工抗议，引起社会关注才能追讨那些血汗钱，耗尽人力心力，弄得草根心力交瘁。其实，没有人想逆权，没有人想搞大龙凤吸引人注意，何况他们只是一群行得正企得正，只想生活安稳每日饱饭几顿的升斗市民，却要与不公制度抗衡。可惜所谓的文明社会并不文明，基层要用野蛮的行动才能让这种虚伪的文明听到他们的声音。
基层群体不是在社会中的陪衬陪跑，他们是社会进步的付出者，劳动市场的中流砥柱，即使连掌权者不被承认的拾荒者，他们对环保业也有莫大的贡献。若政府是人民的公仆，也请将心比己，看看你怎样对待一群黎民百姓：他们辛劳工作，你们就践踏其尊严；他们咬紧牙关糊口，你们就剥削恶待；他们要为自己讨回公道，你们就因循刁难。这是伪文明，假以人为本管治的悲哀，也是基层群体仍然被社会不公义劳役的悲哀，也是作为香港人感到丢脸的悲哀。
（作者为关怀贫穷学校事工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