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协进会于六月廿四日发布有关教会内性骚扰的研究报告，其结果令人痛心。文中指出受访者中有64%曾受性骚扰，而加害者则有教会传道、长老或执事。当然我们尽可质疑问卷采集的样本、网上填写的可信度或样本的重复性等问题，可是面对共处同一恩约下的受害弟兄姊妹，我们便不能不自省：「教会何其不像样」，什至「教会回应何其失礼」。笔者认为当教会以敬虔之名，不去道出真相之时，便有违其身为基督身体／肢体之责，这主要因为我们既与耶稣基督相连而为其身体，也借基督相连而与弟兄姊妹互为肢体。换言之，若我们漠视肢体的伤害，最终得罪的是耶稣基督。对此，我们仍要进一步细致思考，不能大而化之，否则拿几句意识形态的述句代替基督信仰，便同样陷入「教会回应何其失礼」的评断之中。故此，「教会如何回应才是恰当」及「谁要卷入此过程中」便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即使制定了防止性骚扰政策，事情并不会不了了之，就可以作结完案。

按法律所区分的性骚扰，自有不同的介入方式，诸如民事与刑事、私下调停或报警之别。一般的回应思路，多认为要为受害者伸冤，目的是让公义得到彰显，由此而生的跟进事务，便是罪人依法惩治、不容姑息，与此相违的做法便是意图包庇。这背后的论述是由法庭（式）引导，或作结，结果教会可能失去自己的言语，只由法官或世俗式的公义去言说事件。在此，笔者并非否定需要交由法庭判决，而是探问：这是否便是教会完整地履行其应有责任的举动？因此，我们首先要理解何为属乎上帝的公义，笔者在此借禤智伟于香港浸信会神学院二○一七年四月及十月份院讯内的文章作出讨论。

上帝的公义非同世俗公义

在〈不与俗同的上帝公义〉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便说「上帝的公义体现于『分享而非分配，复和而非报复』」（四月院讯，页12），这或许是令读者十分不安的言论。作者一再指出真正的公义是属于具有位格的三一上帝，而非抽象的概念或原则，也非在上帝自我启示或经世故事以外的东西。这更加深我们的不安，因为作者说：「我们不可能靠自己去实践公义和怜悯，必须归属于上帝，必须有上帝作我们的同伴；否则，当我们以为已经拥有公义，什且代表上主替天行道，就不过是自行其是，自以为义。」（四月院讯，页13）圣经的公义首先要求属乎上帝的子民对恩约忠诚，即与具体的邻人休戚与共（solidarity）。于是，上帝被召的子民并非满足于一种信仰群体之外的法律要求，便认为追求或践行了「公义」，什至以为程序上的公义，便等同圣经中的公义。「圣经的公义必然具有恩约的性质，也是关系性的」（四月院讯，页13），这呈现了圣经公义与世俗公义迥异的特性。

在进一步讨论「报应的公义」（retributive justice）时，作者认为基督徒经常把这种公义与上帝的公义混淆。「『报应的公义』号称能够为受害人讨回公道，拨乱反正（righting the wrongs），但终究也是一种虚假的公义，至多只可以儆恶惩奸，却不能杜绝罪恶，防止悲剧，更不能叫人臻善，亦无法使破碎的关系复和。『报应的公义』只能惩治，不能医治。」（十月院讯，页16）因为其运作原则是强调功过与赏罚的对称性。可是，这种计算式的「公义」，便脱离了那位位格的上帝了。

作者基于三一上帝本性，提出了「复和的公义」（restorative justice）：「主动重修破碎关系的公义。」（十月院讯，页17）这是上帝在其行动中让我们得知的品性，特别见于以色列民背弃其选民身份，以别神为神，没有顺服、向耶和华献上忠诚；可是，上帝没有放弃这群叛逆的子民，反而主动对不忠的以色列人拖行拯救，由始至终守约施慈爱直到万代，而其高峰更见于耶稣身上。这表明：「上帝拒绝去按我们应得的报应，去对待我们；上帝不以恶报恶，不以我们的罪行来审判我们，这颠倒了罪恶的逻辑。罪人得救，才是上帝的公义的胜利。」（十月院讯，页18）这使得读者面对更大的不安，因为作者指出让加害者回转、悔改，与上帝、被害者及自己复和，这才是上帝的公义。这种公义是以慈爱为目的，也就是接纳、挽救罪有应得的加害者。一言以蔽之，便是宽恕。

至此，我们的不安可能转化为愤怒，什至认为这是教会包庇罪恶，让加害者逍遥法外。但是，当受害者仍未沉冤得雪，我们是否不能谈及宽恕？若然如此，宽恕会否成为基督教信仰中的忌讳？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真像，他展示出完全的神性及人性，不断活出宽恕他者的生命。若然忽略耶稣基督这榜样，那么我们的信仰只会陷入道德幻影说之中，没有血肉。宽恕自然不能因胁迫而来，但怎样才是合乎受害者的需要，却是不能逃避的问题，这便需要进入恩约的讨论。邓绍光（余三省）于二○○八年二月三日刊登于《时代论坛》的文章〈揭露罪恶，必致杀身？〉（1066期众议园）便道出自称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群体如何处理自身罪恶的问题。

被罪破坏整个恩约群体

他在文中以恩约为基调，即以基督所主的约为中心，经由信仰群体从垂直层面延展至横向层面。他在文中强调：若诉诸信仰之外的价值准则及由此而来的处理方法，则恐怕我们并不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邓绍光接续说：「主耶稣的教训是一种在信仰群体之内循序渐进公开罪恶的过程。注意，是循序渐进公开罪恶，而不是『臭屎密冚』，即使是弟兄姊妹，也是愈没有人知道愈好。主耶稣这样的教导是透过弟兄姊妹来帮助犯罪的弟兄姊妹改正过来。」当然，作者此文并非正面处理教内性暴行的问题，但他一再提醒读者，我们要重视彼此间的言说真话：指出教内罪恶的事情，但却应跟从耶稣基督的方法。

作者更进一步说，被罪的不止是个人，更包括破坏、背叛了与弟兄姊妹所立的约，即借耶稣基督所立的约。于是，罪与被罪的事情，便不能单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处理或了结，因为这根本不只是受害者及加害者的事情，更是得罪基督及其身体。个人主义式的回应，并无任何休戚与共可言，我们亦无从说起分享与分担。简言之，整个信仰群体都被卷入事件当中，无可躲闪，需要复和。他这种讲法与外国倡议践行「复和的公义」的群体，似乎不谋而合，即是要越过刑法系统的限制，不单把焦点放在加害者身上，更延展至受害者及其他肢体身上。

外国的「复和的公义」讨论

不少地区如美国、加拿大及新西兰等，已经因着受害者的需要，而开展关于「复和的公义」的讨论。倡议及践行者认为复和／恢复性的公义，关注的是罪案中受害者的需要，而这是刑事司法系统没能充份满足的。就他们的理解，受害者经常感受到被司法程序忽视及滥用，更感到被忽略，这包括得知确实的资讯（information）：受害者需要加害者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此事情？」他们需要真实的信息，而非推测或判刑。此外，受害者需要实话（truth-telling），罪案带来部份的创伤是它扰乱受害者自身、自己的世界及自己对生活故事的看法。因此，这些地区就倡议，借着通过重述所发生事件来「重构」受害者自身的生活，从而起着治疗及超越此经验的作用。当然受害者也应该向加害者讲述他们的故事，并让加害者了解他们的行为带来的影响。

另外被忽略的便是赋权（empowerment），受害者感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已然夺去了自己身体、情感及梦想的控制权，于是在经历复和／恢复性的公义的过程时，他们重新被赋权起来。最后，加害者的赔偿对受害者也很重要，因为这可以是象征性地代表恢复了「原状」。当加害者努力纠正其伤害时，便释放出信息：「我愿承担责任，你不应该受到责备」，这同时具有治疗的作用。事实上，道歉也可能有助于确认加害者对他人的伤害。

「报应的公义」自然与刑法系统连系起来，而「复和的公义」却把焦点放在受害者、加害者及其所属社群身上，其基本信念是犯罪（crime）首先违反的不是法律，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公义首先不是惩罚，而是修复／恢复／重建已经被破坏的；受害者与加害者都需要与他人及社群复和。尽管两者也是要恢复社群秩序，但由此延伸的具体践行，却大为不同。前者骨子里是个人主义式的逻辑，后者却具社群的向度。

复和性公义侧重社群的需要

经历复和／恢复性公义的过程时，同样重视加害者的责任。司法系统确保违法者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但法庭博弈只把焦点放在违法者自己身上，很少有人会鼓励加害者了解其行为的后果或体会受害者的感受，并且没有给予机会让他以具体方式履行自己修复关系的责任。认真地说，法律程序往往会阻碍加害者承担自己修复关系的责任和与受害者感同身受的同理心。复和／恢复性的公义认为惩罚不是加害者担上真正的责任，因为真正的责任是要他们面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而这意味着加害者要了解他们所做成的伤害，并敦促他们采取措施尽可能地纠正错误。在这过程之中，除了受害者及加害者，他们所属的社群也具有不可或缺的角色。因为社群也受到罪的影响，故某程度上可视作次级的受害者／共犯（没有守望加害者）。因此，群体成员需要对受害者及加害者担上相关的责任。总的来说，刑事司法系统是以犯罪者为中心：确保加害者罪有应得，而复和／恢复性的公义更侧重于受害者、加害者及社群各别的需要。

笔者在此重申，基督信徒不能把教会与世界等同起来，尽管两者有交集的地方。正因彼此不同，教会要尊重世界，故此我们姑且仍接受刑法制度——何以说姑且一语，只因为这只是抽象、片面的论述；再者，在香港的具体状况之中，法制似乎已经沦为爱党爱国的工具，这应是没有多大争议的了。我们仍要坚持世界并不是教会，虽然它提醒教会已然遗忘了的事情；与此同时，我们要宣认教会不是世界，她作为路标，提醒世界终末国度来临的境况。单纯依赖刑法制度，与视而不见教内性暴力事情，其实都是分享同一暴力逻辑，前者借暴力终止暴行，后者向性暴力投降，只有逃避一途。但是教会的践行由什么来塑造？只能由耶稣基督所定，我们只能跟随基督，而非世界。当教会在与世界交集之处，忘记我们由何而来、往何而去时，便会在十字路口上迷失方向，以为世界成为了教会。基督信徒拒绝以暴力对抗「敌人」，并不是出于它相信非暴力的威力／结果，而是因为这是爱耶稣的生活与处事方式。

（分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