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四年初遇袭受伤，在病榻上写了好些短篇感言，二○一五年夏结集成书，名为《迎锋而立》。二○一五年秋，替《明报》副刊写书评，为青年人介绍启蒙书籍，二○一六年夏结集成书，名为《书海迎风》。二○一七年初，我在《时代论坛》和《格思》（iQuest）已发表了不少和基督信仰有关的文章，心中开始盘算，不如把文章结集成书，当时连书名也想好了，叫《迎峰心旅》，寓意基督徒入世是一趟登山朝圣的心灵旅程。我为此求问上帝，在每天默想圣经与祷告时安静等候，但得不到任何鼓励，我感到有点不对劲，于是决定把事情先放一放，没有和相熟的出版界朋友洽谈。
二○一七年秋天，我看到公民广场案和东北发展案的上诉裁决，把原来判了社会服务令的年轻人改判即时监禁，感到不服气和难过，觉得要为这些年轻人讲几句公道说话。他们虽然触犯了法律，但他们并非像上诉庭法官说的「口是心非」，他们是诚实善良、关心社会的青年，只是选择了一条法律不容许的抗争之路，所以要接受法律制裁。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们的抗争手段，但应该理解他们的出发点和目标，尊重他们为社会寻求民主与公义的情操。
我完全没有料到，写这个《给下狱青年的信》会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写了这么多篇，远远超出我当初的计划。事实上，我在写作路上一直有疑惑，我是顽固的「和理非」坚持者，不赞成勇武抗争，与积极参与社运的年轻人「道不同不相为谋」，加上我是「大中华胶」，从小便选择做中国人，与社运青年普遍抗拒中国，可谓壁垒分明。而且，我关心的对象有许多并非基督徒，我在每周信函中和他们分享自己在基督信仰里的灵性追寻和挣扎，这样是否适合？
我把这些疑问，在默想和祷告中带到上帝面前。我和上帝说，写这些信不是为了说我想说的话，是说祢想说的话，如果祢没有话要对他们说，我就搁笔好了。然而，上帝不让我停下来，每次动笔却想不到该写什么时，总会有信息自然浮现，大部份是新的、从未形诸文字的，也有部份是旧的、过去发表过的文章；有一些信息涌现时，大半个晚上无法入睡，翌晨醒来仍历历在目。这种半被动的写作方式，我过去什少体验，起初很不习惯。事后回看，我相信上帝是借着这写作历程教导我，让我学习怎样去理解和关心香港年轻一代。
二○一八年初，我开始思索，是否该把信函结集，让更多人有机会看到。我直觉认为，该找一家大的基督教出版机构，这样比较保险。然而，在祷告中浮现的，却是一家我不认识的、规模较小的出版社的名字，我有点莫名其妙，硬着头皮问一位在神学院教书的朋友，拿了那出版社负责人的联络方法，冒昧地询问对方是否愿意为我出版；我还特地说明，这些文章全部在网上发表过，公众随时可以上网免费检阅，印刷成书未必有很多人购买，要冒一定的风险，谁知对方一口答应。就这样，德慧文化成了《给下狱青年的信》的出版机构。
（《给下狱青年的信》现已出版，于香港书展一楼榆林书店及三楼德慧文化摊位有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