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再从别处转来梁燕城博士在若干群组传发的〈评「试点：解读中共宗教工作的政策风格」一文，兼敬答邢福增〉，是对笔者〈试点〉一文的「回应」（对不起，我们对「公开」原来有不同标准，他认为群组传发已是「公开」回应）。文中同时批评了笔者〈回归学术，忠于信仰〉一文，另对〈请用事实来说服我〉一文，表示「对这种斗争文章我没兴趣回应」。
关于梁博士对「宗教试点」的问题，查〈试点〉及〈请用事实来说服我〉一文已申论，笔者不拟再重覆，也不欲在非学术的氛围下再作回应。笔者正将近年对习近平宗教政策及其对基督教的影响的文章整理成《新时代中共宗教新秩序与基督教》一书，相信正面地以学术论述作阐释及讨论，比回应夹杂着政治及人身攻击的「批判」（梁博士语）更有意义。
在此，谨就若干事实，及对本人的「批判」略作陈述：
一、梁博士引用中国学者就《人民日报》（1992–2003）的数据，指出并没有出现「宗教试点」。众所周知，宗教工作属敏感问题，中央领导人在统战及宗教工作会议涉及宗教问题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一直只作极有限的摘要报道。因此，以《人民日报》数据中没有出现「宗教试点」来作否证完全不可靠。
二、关于梁博士否认一九五八年的「无宗教区试点」，查长期在全国基督教三自组织工作的革新派重要干部沈德溶在《在三自工作五十年》一书（上海：中国基督教全国两会，2000）早已明确指出，一九五八年时宗教局局长何成湘向他传达关于以温州作「无宗教区」的试验。而中国专研宗教政策的学者何虎生在其《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一书中，亦指当时有某省的报告指出，「宗教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消灭宗教」（页110），此处「某省」就是浙江省。一九五八年在中共宗教政策中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已跟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国后的改造及控制政策辙然不同。笔者将在另一专着《革命时代的党国与基督教，1949–1966》一书中详细讨论。
三、梁博士说得对，「试点」是要解决问题。笔者已多番指出，习上台来正要解决多年来的「宗教难题」及「宗教工作难题」，只要回到习的讲话（虽然全文仍是「密级」，但现时已公开了若干摘录，而非《人民日报》的报道），以及相关宗教工作的文章即可证明。故此，解决「宗教难题」的「试点」，如果政策本身及执行上出错，也可带来拆十的「破坏性」。有关这方面，请细读各文，在此不再重覆。
四、梁博士否认他对笔者作政治批斗，辩称「邢派」乃「阳明派」；「邢院长及其追随者」乃「王文成公及其追随者」，孰是孰非，对此自有公论。笔者学识无法与王阳明相比，既获梁博士多番批评，当然更不是他眼中的「学派」。更重要的是，作为独立研究的学者，根本不存在他口中的所谓「派」及「追随者」。而这种「派」与「追随者」的口吻，正是中共历来政治批斗的常见术语。再者，他在回应一文中，再指「但若先定了政治立场，自以为代表正义与真理，把不同看法戴帽标签，毫无尊重，视为坏人，还发动围攻，那就与文革批斗者殊途同归了。」笔者竟然被背负上「发动围攻」之恶名？敢问依据何在？梁文又指笔者视他为「坏人」、「戴帽标签」？笔者重申，梁博士以「庸俗政客」、「文革时红卫兵」来标检笔者，将学术上不同观点作政治化批判，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五、梁博士在批判笔者为「文革批斗者」后又说：「我相信和邢院长有一共通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开明合理的宗教政策，我们也一致反对拆十，并对一些地方政府干预教会事情而感痛心和焦急，我们都希望政府能善待教会。」是的，我们正以不同方式来关注中国教会的处境，而我们的分歧正是：将中国教会置于宏观的中国环境（公民社会、党国与社会关系、民主转型等问题）中，有着不同的看见；特别在政教关系及宗教自由方面，走在不同的路上，作出不一样的实践。
惟愿上主的旨意在地上成就。我们时刻面对各种挑战及试验，求主怜悯。最后，谨以保罗的提醒自勉：「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每个人要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弗四25）
（原载于作者Medi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