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我在网上发表〈我只向上帝，圣经及理性屈服〉一文评邢福增，是因我写了〈中国教会处境的了解〉两篇，中大同学在组群传来一段邢福增之言，是〈试点〉一文的结论。我在组群写回应评论邢院长这段话及他过去的试点论，那时未读其〈试点〉一文，只是按他过去的论点指出其论不合事实。本人个人没有脸书，用我名字的脸书是其他支持者做出来的，后来由一位较接近我的人接管了，选一些我的文章放上去，当时仍未选我这文放上去。但其实在组群中已是公开的了，邢院长竟为此説我不公开，真是小题大做。我那回应文是顺带批判过去邢院长的试点论。想不到邢院长刚刚写了一文论试点，且以这段话为结论。这是传给我的人没有提的，我只看到其结论而有所回应。
之后在网上读邢福增的〈试点：解读中共宗教政策风格〉一文，今回应如下：
一、此文是邢读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的《红天鹅：中国非常规决过程》一书后写的。韩博天当然是西方评中国的专家，自有其立场和观点，但他的书是否基于事实？他对中国的分析是否对？仍可争论，邢院长不经过严谨论证，就照单全收，用之作为分析框架，不知他是否经过批判反省呢？是否独断地全盘接受韩的观点呢？可惜全文没有交代他的方法论依据。故一开始已不能理性地建立其论了。
我作为独立思想的学者，认为韩的观点有对有不对。若要应用其论，必须先解释清楚根据在哪里。
二、韩开宗明义已説中国政策是unorthodox policy，什么才是orthodox ？当然是西方的才是，其思想是西方中心主义，而当他以「游击式的政策制定」来讲中国的政策风格，指持续变化、随时变更及修订，明显不明白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又假设共产党革命靠游击战，又因此有游击政策，是令人失笑的玄想。今日新一代领导又哪有革命及游击的经验？
韩氏的论述很少从事实例证中归纳，却常独断提出几点无论证的结论。这写法是智库写给政府看的政治文章，缺少基于事实的学术分析。邢院长完全跟从这种独断思路。
中国政府做事是有长远的文化背景，我研究中国政府今日做事特质的根源，来自明末清初的实践哲学，如刘宗周有关「慎独」的道德实践，及王船山由实践性去了解历史变化中的天理。这些思想影响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共产党以此灵活的实践思想革命成功，但离开实践论即产生了大跃进与文革的乱局。邓小平改革回到实践精神，改革期的黑白猫论与摸石头过河论，均是实践思想。
胡锦涛到习近平，则走向易学式的实践论，在变化中不断平衡。这我会另写论文论证。
中国政府的决策是依易学实践哲学思维，而在两极端中求平衡。故有时松有时紧，但不会走得太极端，且会不断改进。早时管制是紧一些，最近又移向开放，如官方批判民粹主义，及通知不可挂领导人相片等，又释放刘霞，让人欣喜。
我相信韩及邢对这种中国哲学及决策学特质并不了解，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由上而下的僵化威权系统。事实上，中国今日文化是用易学思维，高度灵活，重变中的不变，今日中国训练人才时都包括对易学的基本认识。
西方人不懂中国哲学的特别思维，十分正常，但也由此作了很多不合事实的判断和预测。中国学者若以此为框架，也自然作出错误的论断。
三、有关中国改革时的试点运作，如南开大学周望所言：「目的……是为了釐清事实的全面性，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可能改进办法。」（〈「政策试点」的衍生效应与优化政策〉，《行政科学论坛》，4期，2015），而且要在政策过程中梳理，此中有当然有很多局限，故不同学者提出建议，诸如完善方案，自主创新，找正确取向，立监视机制等。理论很多，任何研究试点的学者都应先回应，否则就成粗疏之说。
周望写有《中国「政策试点」研究》一书，资料与分析都很详细，研究试点的学者不可能不知。邢院长只字不提，是否迴避不同观点，或因歧视中国的学者呢？
四、中国改革多年，一向试点研究的建立，都很少见与宗教有关。梅赐琪、汪笑男等四位学者，研究一九九二至二○○三年《人民日报》对试点的报道，从其自编的数据库，试点的政策领域包括：经济发展，政府改革，农村政策，社会福利，政治发展，环境保护，科教文化，社会管理及市场监管等，就是没有宗教。（「政策试点的特征：基于《人民日报》1992-2003年试点报导的研究」，《公共行政评论》，3期，2015）
五、看来宗教试点论是邢院长自创的论述，他提到一九五八年温州平阳县的无宗教区是文革消灭教会的试点，十分牵强。
那年代有很多宗教批斗，自五○年批斗外国教牧是帝国主义份子，五二年倪柝声被捕，五五年王明道被捕等，五八年温州事件是其中一次。但看不出这是文革的试点，文革反而是解散与政府合作的三自教会。
邢又提出一九八七、一九八八的广州与广东省的宗教事务或宗教场所管理规定，到二○○四年的《宗教事务条例》，这都是法律及法规的在地方落地，不是一些政策可行性的尝试，是否等同如特区试点呢？仍难确定。二○一六年河北、江苏、广东、宁夏等报告，则是各区教会自行创新管理的报告，不必然推出是政府安排的试点。
终使说这些真是试点，都是建立法律法规和管理，是建立性的。与浙江拆堂拆十的破坏性完全不同。
如何能由建立性的试点，逻辑地推出不相干的破坏性行动也是试点，邢院长只能费尽心血去推测。
邢院长想用中央与地方政策互动的原则，去讲拆十，但这有什麽证据和文件基础？由于无证据，就只能跳去抽象理论，靠韩博天的分析框架了。按这框架也无法证明拆十是中央与地方互动。
于是邢又要拿出习的指导性规划，但照我所看的资料，习在二○一六年全国宗教会议的指导发言核心观点如下：
「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善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傅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寛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
或许你不喜欢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宗教中国化等语句，但无法由这些话推出要以拆堂拆十作试点的企图。
六、邢院长又说宗教已纳入习的危机模式中，这证据何在？邢説是「在温州的地野考察及访谈，以及对期间的政策文件及官方报道综合分析」的结果，就轻轻滑过，没有交代其方法、内容及学术根据。
邢説国家安全与宗教渗透问题成为重要的决策考虑。但这想法自始就是中国政府的关注，视为重要机制，不断重复讲，不知邢如何可推论出如今有特别危机，要危机处理？而且终使如此，也如何和拆堂拆十有关系？
又邢院长所讲，考察访谈在哪里？如何取证，用什麽方法，内容是什麽？又如何将之与政府文件和报道配合？由之再推出拆堂拆十是试点？在这最关键点上，连注释都无一个。是否想蒙混过关？
七、其实研究过去中国所有试点的运作，都是为着了解问题、面对问题、寻索答案，从实践上解决问题。每一步署和行动都十分谨慎，不会制造新矛盾及问题。
但拆堂拆十正是制造矛盾及问题，与一切试点的做法不一致，怎会达到解决问题的后果？
浙江拆堂拆十到二○一六年三月之后全部停止，全国宗教大会只字不提浙江经验，可见根本就不是试点。
八、在浙江拆十高峰期，二○一五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却到江苏基督教两会调研，并作出高度评价，请看以下报道：
「二○一五年四月，全国政协俞正声主席在江苏就基督教工作进行了专项调研，对江苏基督教工作给予充份肯定和高度评价。」（孙淇，〈生根建造谋新篇，心意更新创未来〉，《天风》2015年9期）
若拆十是政府深谋远虑的试点，政府应在其他地区暗示支持类似观点。但事实刚相反，主理宗教事务的最高领导政协主席俞正声，却高调到没有拆十的江苏基督教两会，对其工作充份肯定和高度评价。据知报告交中央，以至二○一六年全国宗教会议亦请江苏省官员发言，其经验包括「杜绝因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引发个人极端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我在江苏教会调研了解，江苏教会与宗教部门，是在反对浙江拆十的前沿，宗教部门官员亦在中央开会时与浙江争论。若浙江拆十是中央指令的试点，中央早就制止江苏了。刚相反，政治局常委亲到江苏对教会肯定和高度评价，而且其强调反对简单粗暴的模式，在全国宗教会议得中央肯定。
这是活生生的事实，拆十是试点论至此崩溃，不过偏孰己见的人是不会被事实所说服的。
我对这事实的解读，是浙江从「三改一拆」到「拆堂拆十」，都是其书记自己决定的省内事务。书记是有权在省内如此运作的，对信徒的反抗声音和行动也可不理。但邻省江苏是清楚和抵制的，江苏书记也明白。而香港得中国信任的信徒到中央相关部门高层反映，反对拆十，得到重视。中央派学者调研了解浙江信徒感受，曾作劝喻，但宗教及统战部门没有权直接命令省书记。故从正面肯定江苏的和平与宽容模式，并写报告给最高领导备案，确定了方向。
同期香港教牧向中联办反映，中联办也将意见转到中央，香港政协也有批人反映，他们大多不是基督徒，但也明白拆十不合理，终致拆十停止。
中国政治是多元而一体的，如前所言，决策是易经形态的，在多个事件中找寻平衡，开放和保守都有力量，各自在其权限中运作，也有一定的争议。领导就在实践中找平衡，地方领导走向极端，中央最高的集体领导就会参考全局，及各方意见，而作出平衡的决策。
我在中国二十多年，上山下乡了解贫困，发觉每个县对其本地发展及扶贫方向，都有不同处理。原来中央到地方只有大原则的指示，地方按原则，在实践上面对不同处境，各有平衡地处理的方式。若有创新办法而成功，就被提拔。
很多头脑简单的观察，以为中国是铁板一块的极权体制，按一条直线的思维，由中央下达地方。当用这形态建立了解释框架，就可只从阅读文件及看一些地方发生的事件，就以为掌握大局。
其实这完全不明白中国政治社会是庞大的事件关系网，其处理有几千年的文化思维，中国政府的运作，是在各方互动中不断平衡，中央在平衡多元的不同中，谨慎作决策而前进。这是易学的决策和行动模式。
九、总结邢院长的试点论，一开始就不在中国全面内部处境作事实的了解，却用了韩博天的框架，而又没有比较不同框架，设有论证选这框架为何有效，一开始已是独断，看来是先定了结论，再找理论框架，及各方有利其结论的资料。这种做学问方式，是可不断重覆自己先定的结论，不可能如实对应真相的。先定了结论才找资料，是政治信念多于学术研究。
十、也正因这种封闭思维，遇到不同观点的冲击，就将其简单归类，将之简化为政治动机之作，不敢正面了解其真正的论据，及其事实背景。
由此邢院长乃提出「六招套路」説法，用一句政治性论述，説这些都是为政府辩护，就可否定多元观点，一人观点独大。这手法倒是十分中国传统的，就像中国搞政治斗争的年代，一句「黑五类」就可否定大批人的人格、思想、及权利了。这在中国已不复见，倒在邢院长这里可感受这种思维死灰复燃。对这种斗争文章我没兴趣回应。
十、邢院长还有一文叫「回归学术，忠于信仰」，也是奇文。
他将「个人见闻」视为非学术，但我所知自古历史都由个人见闻作为原始资料。单以圣经四福音就是这种资料，构成基督教早期历史的记载。又如南京大屠杀，有德国人拉贝（John H. D. Rabe）的日记，日本侵华有日军东史郎日记。这些见闻实录，都是历史学家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只有遇到邢院长，自命学术评审，问如何取样的数目、标准与方法，那这些见闻实录（包括四福音书）就会评为不学术了。
当然我所见的实录都有查证记录，但须由学术处理，不必理会那些将多元观点简单归为六招，及否定见闻实录的人。
邢院长説他未有主张「全国迫害论」，其实邢院长提出拆十是试点，作为试点就指将会全国执行，若拆十是迫害教会，那就将在全国迫害教会。逻辑上，试点论就会推出全国教会迫害论。
如果邢院长不认为其试点论有此逻辑后果，只有全国强化宗教控制的后果。我不知其逻辑如何推论，那他就必须定义拆十架是强化控制了。若如此，我也可改用强化控制论来讨论。
邢院长对我用「邢派」、「邢院长及其追随者」，视为政治打压，确是奇怪论。如果我写明代思想史，说「阳明派」、「王文成公及其追随者」，是政治打压吗？将「某派」一辞视为上纲上线的政治打压，确是邢院长独有的创意。不过将不同观点视为有政治动机，以迴避面对学术挑战，如「六招套路」之说，是其一贯特质。
最后邢院长数我文章用了五十多次「我」字，推论为六经注我，亦确有创意。用「我」字本是指自己亲身见闻，邢院长由此推论用这字为以上帝、圣经、理性注「我」，其逻辑飞越多个推论程序，是不相干谬误的精彩例子。想不到邢院长竟有如斯诡辩的才能。
另一诡辩实例是我用圣经但以理、以斯帖、尼哥底母为例，说明上帝超越政治，会呼召仆人关爱有权势的人，并向之作见证，以完成上帝的旨意。由之指出邢院长「与权力建制保持距离」之说不合圣经。邢院长迴避这论点，滑转话题去讲这三人如何坚守信仰底线。这三位神的仆人的信仰坚持大家都知道，但幸好他们没有听邢院长的指示，「与权力建制保持距离」。邢院长这种滑转话题手法，也是诡辩的示範。
末了，一切都真心直言，依理性讨论，若有得罪，还请原谅。
我相信和邢院长有一共通理想，是希望中国有一开明合理的宗教政策，我们也一致反对拆十，并对一些地方政府干预教会事情而感痛心和焦急，我们都希望政府能善待教会。
但我期望他能了解真正草根的民间中国，也能了解中华民族经过百多年的苦难，这可用Jeffrey Alexander的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来了解。在民族文化元气大伤下，政府做得不完美是正常的，只有基督那无条件的爱，才可医治和改善，使中国整体转化。上帝爱任何人，包括平民﹑商人﹑学者﹑官员﹑不同宗教徒等。若以单纯正直的灵性去爱他们，很快就能感通而互相了解。遇到有权位的人，就可对话而给正面的建议，事情就可改进。
今日我们所知河南教会发生的一些干预的事，在上海与昆明也听闻有些事件，若查证有事实根据，就须反映，使上位者了解真相及人民的苦况，知其对平民可能做成的伤害，及影响中国的世界形象。须从正面解决问题。
但若先定了政治立场，自以为代表正义与真理，把不同看法戴帽标签，毫无尊重，视为坏人，还发动围攻，那就与文革批斗者殊途同归了。
面对中国，我最佩服马丁路德金这话：「黑暗不能驱除黑暗，光明可以，仇恨不能驱除仇恨，爱才可以。」中国文革时期是最黑暗与仇恨的，我们不论如何不满，心灵若有仇恨，或自以为义去审判人，就与那黑暗仇恨的思想同路，不能对十三亿同胞有任何帮助。
只有进入中国人民中服侍，才明白真正的中国，只有到教会里（不论家庭或三自，只要重生归主的）传扬福音，行出无条件的爱，关怀受到伤痛之心灵，从正面去建造教会，才能彰显上帝的美善，带来灵性与文化的更新。中国教会就可在艰苦中复兴。我个人廿五年亲见，中国这数十年孕育了最简樸纯真而又经历过上帝的信徒，在未来的末世日子，将可带来世界教会的复兴，其爱心及生命，将可影响中东各族及以色列，带来彼此宽恕与和平。
（编按：本报七月十日就邢福增博士〈回归学术，忠于信仰──敬答梁燕城〉一文邀请梁燕城博士撰文回应，七月十八日接获此篇回应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