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拜读梁燕城博士文章〈我只向上帝，圣经及理性屈服──回覆邢福增〉。关于梁文涉及如何评价中国宗教自由问题，笔者已在〈请用事实来说服我〉一文陈述愚见。本文主要就梁文对笔者所作的个人抨击作回应，并涉及相关的治学方法及态度问题。

一、关于学术研究方法

梁博士批评笔者「非学术方式」、「迴避了理性讨论」。然而，有关批评，只针对笔者〈试点〉一文的末段，而没有就文章整体的论证提出商榷及讨论。或许，梁博士认为〈试点〉一文的论证不值一驳，因为他在文中陈述的「所见所闻的事实」，就是对〈试点〉一文最有力的回应。在此，涉及一个根本的治学问题：「所见所闻」是否符合梁博士高举的「学术方式」与「理性讨论」？

查关于如何评价中国宗教自由问题，梁文确较详尽地陈述其理据：他的结论建基于：「廿五年在中国内实际所见」、「四个省亲自查证」、「与来自数十间不同教会的人沟通」、「与北京中央部长见面」等等。然而，上述各点较倾向于「个人层面」的接触——均离不开「我所见所闻」。笔者再拜读其〈中国教会处境的了解〉及〈再谈中国教会的处境〉，了解到梁文提及的「四个省的亲自查证」，主要是「参观过四间教会，两间神学院……五个讲座」等。

笔者曾获邀担任一些学术期刊的匿名评审，其中研究方法是一个重要的评核项目。如果有投稿者提及研究结论是建基于「四个省的亲自查证」，那么，便需要交代有关细节：例如取样（sampling）的数目、标准及方法、访谈是如何进行的。笔者好奇的是，梁博士是在怎样的「场合」中与「来自数十间不同教会的人沟通」？他们的身份与背景是什么？他所指的「沟通」又是怎样的形式？是一对一的个人访谈吗？还是在一个公开场合，以聊天的方式提问：「有所谓的学者在主张全国迫害教会，你的教会有没有受到打压与干预？」再者，在中国公开场合问及政教关系等敏感问题，又该如何评估所获得的公开回应的可靠性？

或许，梁博士认为其论证主要是反驳他口中的「全国迫害教会论」，因此，正如他说，「只要在全国找到一间教会没有打压迫害，就可被推翻」。故此，他的「所见所闻」既已超过「一间教会」，故所谓的「全国迫害教会论」便不攻自破了。

关于这个奇怪的论说，笔者在下文（二）再向梁博士请教。在此，得重申：就研究方法而言，梁博士的「所见所闻」，岂不正是陷于他自己所批评的「没有一个字去学术地讨论」？他的「所见所闻」的威权性基础何在？他的论证方法经得起学术的验证吗？

二、研究问题：「全国迫害教会论」的稻草人

每一个学术论证都涉及要处理的研究问题。梁文多次指笔者主张「全国迫害教会论」，显然他的使命就是将这种论述击倒。问题是，只要翻查笔者所有关于当代中国政教关系及宗教政策的着作，均完全找不到有所谓「全国迫害教会论」的表述。学术界不同观点的交流是十分正常的，但基本要求是言之有物，而非凭空杜撰。只要认真阅读，应该不会犯了如斯严重过失。当然，笔者也需自省，是否在表达上令梁博士产生错误理解。

在此让笔者再作重申：习近平时代的中共调整了宗教政策，进一步强化对宗教事务的管控（笔者称之为「新时代的宗教新秩序」，详参〈请用事实来说服我〉）。敢问：「强化控制」等同「全国迫害」吗？当然，后者可以是前的结果，却不是唯一的结果。笔者的研究正指出：近年浙江及河南等地确发生了明确针对基督教的打压运动，其中涉及的中央与地方的政策互动，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认为这是在中央（习核心）的新秩序治理下，各地需要解决宗教「难点」而出现「政策试点」。敢问：这种主张就代表中央要「全国」推行「拆十」或「禁止未成年人参与宗教活动」吗？如果「试点」是一个要检证的研究假设，那么，单单指出其他地方没有发生拆十，并不足以作出否证。

更有趣的是，拜梁博士所赐，他在文中告诉了许多研究者一个从未公开的资讯（笔者看来，什至是「国家机密」），就是：「中国还有不同的内部讨论，如高层对拆十事件有不同意见，事实上据我所知，拆十高峰期，有中央领导层以行动去保护了浙江邻近其他省的三自教会不被干预。」由于梁博士与中央部长有密切接触，故这些内部资讯正好说明：「浙江邻近其他省的三自教会」也曾受「干预」，最后由于「中央领导层」的介入及保护（「该常委及其班子即到浙江邻近的省支持和保护教会」），才得以幸免于难。梁博士明确指出，「高层对拆十有不同意见」，即间接承认中央有支持拆十的意见了。梁博士所言，岂不正是为「试点」一说提供佐证，并将中央内部及与不同地方间的张力与互动呈现出来吗？

梁博士以「全国迫害教会论」强套在笔者身上，然后再据他所指「只要在全国找到一间教会没有打压迫害，就可被推翻」，却完全迴避了笔者在〈试点〉一文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个不存在的问题，然后以不严谨的方法将之驳斥，这本身就不是学术。没有依循学术规範的并非笔者，而是批评笔者「不学术」的梁博士。

三、学术讨论还是政治批斗

抑有进者，梁博士更企图将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并对笔者作出政治上的标签什至抹黑。

梁博士指笔者的文章是「是庸俗政客攻击政敌」、「也是文革时红卫兵的斗争方法」。这确令人大感不惑，敢问〈试点〉一文，特别是他只引述的那段文字中，如何可以得出上述的结论？梁文开首不是说这段说法是「语重深长」、「善意」的「劝勉」吗？为何笔锋一转，就成为「政客」与「红卫兵」？如果单单因为笔者的观点及立场与梁博士「所见所闻」有所不同，便成为他笔下的政客及红卫兵，这是否真的符合他口中的「学术」？

也许，由于笔者在文中使用了「政治代理与在地协力者」的概念，令梁博士在文中表示：「怀疑我是为党国作政治代理或协作者」……查政治代理（political agency）与在地协力者（local collaborators）乃一学术概念，乃台湾学者吴介民在「中国因素」（China factor）的分析框架中提出来。按吴氏的界定：

「中国因素」指中国政府运用资本与其他相关手段，对他国或境外区域从事经济吸纳或整合，使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进而方便执行其政治目标。若将「中国因素」放在两岸政经关系的脉络中，其作用机制常以下列模式进行：中国政府运用财政能力，给予某些台商与政治人物特殊优惠（或「特别照顾」）而使之成为「政治代言人」或「在地协力者」；或运用中资、亲中台商或跨海峡资本，在台湾进行采购，或企业的收购、入股、并购，并进而影响台湾的企业行为、政府决策、媒体舆论、民众态度、或政治秩序。透过上述作用，使中国（包括中国政府、中资与跨海峡资本）的影响力进入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活各领域，让中国因素引发效应。¹

吴氏补充，中国因素的政治代理人模式，或各类在地协力机制，并不局限于商业模式的物质诱因，也同时采「意识形态诱因」，例如诉诸中国民族主义、文化血缘连带、宗教连带等等。此外，物质与非物质诱因的混合模式，亦见于宗教界及文化界的两岸交流之中。² 针对宗教方面，已有台湾学者以海峡两岸的妈祖信仰、佛教及基督教为例作探讨。³

笔者不厌其烦地说明「中国因素」及其相关概念，其实要指出，这是一个学术命题及分析框架。近年，笔者尝试将之应用在分析中国因素下的香港基督教，探讨在基督教领域中，出于宗教热情驱动下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如何在客观上成为中国因素的意识形态诱因。如果有人认为这个「学术概念」有任何问题，应循学术规範作出讨论及商榷，而非将之扭曲为一种政治上的攻击。当然，按中共一贯斗争思维，也可以将笔者打为「利用学术研究包装」进行的「恶意政治攻击」。但如果梁博士也曾说这是「语重深长」、「善意」的「劝勉」，又何「恶意」之有？

更令人不安的是，梁文中使用「邢派」、「邢院长及其追随者」、「海外政治份子」等负面标签，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抨黑行为。此等将不同观点视作敌我矛盾斗争，上纲上线，再将个人扩大化成一个派别，岂不正是中共政治运动的惯常技俩（不同意见＝路线不同＝敌我矛盾）？敢问：到底将不同意见提升为政治斗争的是谁？衷心盼望梁博士不是由于过去廿五年在中国行走，因与权力建制接触，而不自觉地习染了中共的斗争思维，动辄将不同意见抹黑为「庸俗政客」、「文革时红卫兵」。如此用词，真的很难相信是出于精研中西哲学的梁博士手笔。学术讨论一旦沦为政治檄文，是何等令人感到痛心。

四、如何理解中国的宗教政策？

查如何理解及评价中共宗教政策，笔者在〈请用事实来说明我〉一文，已作详细申论。在此笔者想补充一下：近年笔者对浙江、河南、禁售圣经、教会视频监控、未成年人信教、家庭教会、宗教事务条例、基督教慈善公益、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梦等问题所撰写的文章，各文的论据均建基于田野考察、文献资料、报章、政策文件、口述访谈等基础上，并按学术规範作整理及分析。这些均不是「个人的所见所闻」，也非梁文中所指「邢院长是浪漫的，什么都不做，坐在冷气间读几本书和一些文件，组织一些传闻，就以为掌握全局，即作些演讲，传播不合事实的观点，即成为这方面专家」。学术界要求的严谨评审，就是研究问题、资料、方法、论证等方法作出反覆推拷论证，而非流于空泛的指控。

关于浙江拆十运动，梁博士指由于「并无全国迫害基督教发生，他的判断证实错误」。正如（二）所言，「全国迫害基督教发生」既是不成立的命题，故也无从得他所说的「证实错判」。其实，笔者对拆十的研究，详刊于〈拆十字架的政治：浙江省三改一拆运动的政治－宗教分析〉一文⁴，还望梁博士能就论文的内容提出实质批评，而不是流于空泛地作出「他只读了一些文件及报道后，即由文件上政府看宗教原则无限引申」的失实之言。但无论如何，得感谢梁博士的文章，在今天可以提醒大家不要遗忘，并重新唤起更多人去关注及认识浙江拆十运动。

其实，梁文在字里行间表达出中国教会虽然是「有限度下的自由」，但「中国是在改进当中，也容许有善意的批评」。而梁博士过去廿五年，正是与「学界、教界、政界」深入及全面交流，「最前方的实战经验」，更重要的，是他能「向政府反映」、「写了五十多个建议书给中国政府」、「用正确的方式与渠道，为教会争取到最好的结果」。

笔者为梁博士廿五年来的劳苦，特别是他在中国各地扶贫、助学等方面的付出而感谢上主。然而，针对宗教自由问题，如果不同地方教会受到的打压，悉被梁博士视为「地方事件」、「有限地方发生」……那么，他所理解的「为教会争取到最好的结果」所指为何？是的，正如梁博士所言，浙江停止拆十了，顾约瑟牧师最后获撤控释放，梁博士上书中央的建设性意见获得接纳了。不过，强拆十架运动有官员需要问责吗？被拆的千多个十字架仍被禁止重立、顾牧师不合理被控及撤去牧职一事，该如何追究？拆十期间各地因反对强拆而被打压、被扣留、被监视、被认罪、被囚禁的教牧、信徒、律师的故事，又有谁去关心？（梁博士倒以为「信徒抗议是平和及有限的」）这一切，其实正好说明，拆十……仍然是进行式。抑有进者，拆十背后反映的意识形态之争（即笔者指的「十字架的政治」与「拆十架的政治」），其实正以另一种形式在其他地方进行（如河南禁止基督教的「春联」、有地方禁止配戴宗教标志的饰物、清查党员信教以拆除党内的十字架、禁止未成年人接触宗教……）希望梁博士也能关心这些课题，看见及聆听更多基层教会的受压声音。

五、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最后，容许表达一点读毕梁文的感受。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全文出现最多的，是「我」（即梁博士）一字，合共五十多次。梁博士一直在分享「我」的领受、「我」的选择、「我」的见闻、「我」认为的真实，当然，还有「我」的贡献……

梁文的题目是〈我只向上帝，圣经及理性屈服〉，笔者不才，读后的印象，刚好与题目相反，感觉上是上帝、圣经、理性在为「我」作注。梁博士精通中国文化，自会明白何谓「六经注我」的歧义。

就以圣经为例，梁博士反问笔者提出「要跟权力建制保持距离」有何圣经基础？然后他列举但以理、以斯帖及尼哥底母为例，借此说明圣经支持他进入权力建制。是的，但以理、以斯帖即或人在建制，但他（她）仍坚持其信仰底线：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向尼布甲尼撒的金像下拜，因而被投入火窰，他自己后来也被扔在狮子坑内；以斯帖深明作为「皇后」的位份，最后几经挣扎，勇敢地宣告「我若死，就死罢」，然后入宫见亚哈随鲁王。今天在中国，因坚守「位份」、拒绝向党下拜的基督徒所受的打压，梁博士是否也能见到？尼哥底母作为法利赛人及公会成员，承受各种压力，以政治及宗教建制的身份来作向耶稣问道。今天中国的尼哥底母，不正是许多愿意追求信仰的中共党员及干部吗？请问梁博士如何理解中共严禁党员信教的问题？对今天的中国及香港，但以理、以斯帖及尼哥底母又有何意义？

梁博士在文末以马丁路德「这就是我的立场」（Here I Stand）为榜样。「这就是我的立场」一语，出自马丁路德在一五二一年四月十八日在沃木斯议会的演讲。当时马丁路德站在政治及宗教建制面前，被要求改变其立场。但他不为所动，拒绝妥协，坚定宣告：「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帮助我」。我想起马丁路德另一句话，恰好可以成为这句话的注脚：「神学家的孕育，不是借思考、阅读或猜想，而是在生活中，或更准确地是在死亡，什至是在被诅咒中。」（“A theologian is made by living, or rather by dying and being damned, not by thinking, reading, or speculating.”）马丁路德是在面对强权压力下，经历「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林后十二10），但仍仰赖上主力量，成为刚强的人。今天的中国及香港，需要怎样的时代守望者？我们都只是软弱的瓦器，却有宝贝在这瓦器内。盼望我们都能谦卑下来，在这谎言充斥的世代，降服主旨，忠于信仰，作主门徒，活出基督。

（编按：转载自作者Medium。本报曾邀请梁燕城博士撰文回应，惟至七月十三日截稿前未获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