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圣礼、圣餐与当下的时代之间，看似毫不相关，与今天香港处于的裂缝社会，更似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原来从圣礼的意义中，可以思考出在霸权管治下，信徒的立脚之处以至回应之道，什至如何在一片斗争政治下，找寻出「行」道的方向，以至让基督教的信仰应用在生命的实践中。由思道平台主办的讲座「当圣礼神学遇上裂缝社会」，六月七日晚上在基督教宣道会忠主堂举行，由香港神学院神学及历史科副教授赵崇明博士主讲，吸引廿多位教内肢体出席，希望从圣礼神学思考在霸权管治下，如何面对差异；以及在斗争政治下，接待伦理是否可能。
赵崇明在分享时即表明，相信大家均会同意，香港社会现时是处于撕裂状态，而不少人认为这始于二○一四年占领运动发生后，但他就认为是更早，应该追溯至二○○三年，「香港人因为担心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其实自八十年代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香港人都已经开始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正是这个政治身份的寻索，引来很多矛盾和张力。」他补充，身份政治牵涉人性，因为涉及利益问题，「政府、商家，以至新移民，很多矛盾都跟利益有关，令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产生，就算基督徒都一样要关心利益呀！」
此外，就是差异问题，例如文化上的差异。差异不能避免，同时会导向冲突的发生，「人会对非我族类而产生恐惧或偏见，便想保护自己，继而有可能带来怨恨，生出敌我对立的二元思维」，再加上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谈论竞争，令对手变成如同敌人，当本来原则上的公平环境消失，香港人感受到的被压迫感便因此愈来愈强。
耶稣以身体回应宗教政治力量
面对如此状况，香港人便如同处于裂缝之中，「只有fight or flight，一是继续战斗，一是离开，但和理非非就好似没有用，以武抗暴又会令裂缝变得更大，教会处于威权管治和敌我矛盾中，能发挥什么的角色呢？」
赵崇明继而由以弗所书第二章11至22节说起，当中论及「割礼」、「以色列人」、「外邦人」、「局外人」，「和平」、「和睦」和「十字架」，「基督以自己的身体，在十架上废掉了冤仇，十字架是一个特别的刑具，是把基督的身体扯开的，十架上左右钉住身体的两点，令暴力下的张力在十架上呈现，但十架上的交叉位置，却是带来了和平，所以是在张力下讲和平，不是『河蟹』（和谐），耶稣是用他的身体，来回应宗教政治力量，因为那是由一个结构性的罪去钉死耶稣的。」
赵崇明指出，宗教改革神学强调上帝的道，而讲道传讲福音是可听的道，圣礼就是可见的道（visible word），借此来表达福音的核心精神，「圣礼其实是行为艺术」。他更举例，当年反对兴建高铁时，有抗争者以苦行和亲吻土地方式抗争，便能把运动的抗争性和力度流传，「今日信徒只是识讲道，那行道呢？实践呢？圣礼就是行道，象征着跟基督同钉十架与埋葬。」
他并补充，耶稣在圣经中也作出了示範，路加福音中记载，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跟门徒掰饼，在圣餐中说「你们应当如此行」，所说的「行」，除了是指实践圣餐这礼仪外，亦是指行道，把圣餐精神落入日常生活中，成为生活方式。
人际差异带出接待伦理的可行
那么，究竟这个圣礼本身，在今天的时代，究竟提醒我们实践什么的价值？赵崇明于是重提分享开首时谈及的身份跟差异，重申其实人与人之间有差异是好事，而独裁者或管治者正正不希望人民有差异，但这差异之中，便是彰显出接待伦理的可行，「洗礼连系政治身份与差异伦理，洗礼带来身份上的改变，如同接驳枝子般，被接入基督这个大家庭，非血缘性，但在主内教会就是大家庭。」
他又补充，教会的希腊字Ekklesia，原意就是「公民集会」，所以本身是具有公共性，「返教会就是公民集会」，「耶稣是天国君王、弥赛亚，所以加入教会，除了成为神的儿女，亦是成为天国公民，学被上帝管治，洗礼便是给予了天国公民的政治身份」；而在加拉太书三章中，保罗说「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便是回应犹太人和希腊人强调着民族、国族身份，「经文什至说『不再分男的女的』，性别本身其实都是政治身份来的」。
赵崇明强调，洗礼就是一种包容差异的政治伦理，并更具根本性和凌驾性的身份，为信徒其他俗世的身份定位，而天国公民这个政治身份，必须超越于一切世俗政权所赋予的政治身份之上，「提醒着上帝是我们最终所爱，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事实上，就算在罗马帝国时期，都要人民敬拜王，所以当时已有造神运动，当时有人拒绝跪拜，就是公民抗命，结果是死。」而在今天，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对社会造成张力和裂缝时，天国公民的身份便赋予信徒面对和批判的力量。
圣餐实践舍己和仆人式领袖的天国伦理
洗礼具有政治性，赋予了天国公民的政治身份，而圣餐也有其政治性，呈现福音公共的一面。赵崇明指出，在路加福音廿二章中记载耶稣跟门徒同吃圣餐，跟逾越节有关，而逾越节正是纪念上帝从埃及为奴之地把以色列人拯救，「十灾每个都代表着当时埃及的神明，代表埃及背后的政权，然后上帝跟其决战都胜利，而当我们每次领圣餐，去『利』道时，除了反省个人的罪，又有没有反思社会结构性的罪？记念因此而被压迫、被劳役，就如当日埃及地以色列民的人？」
他又指出，在24至28节经文中，门徒争论谁为大，其实耶稣是在谈论一个政治问题，就是争权，而人性重个人主义，会以利己及个人为中心，惟民主制度就是把权力分散、分配，从而带出当中正是另类政治伦理的践行，就是实践舍己和仆人式领袖的天国伦理，「圣餐非个人主义，是强调群体，非利己，是说基督为我们『舍』的身体，是强调着由大服侍小；所以约翰福音记载耶稣为门徒洗脚，也是一个行为艺术，是贯彻圣餐精神，体现出仆人式领袖的样式。」
在利未记十九章33至34节中，教导以色列人接待的伦理，包括不可欺负寄居同住的外人；要看他如本地人，并要爱他如己，又提醒以色列人自己在埃及地也曾作过寄居的人。那我们又如何从圣餐思考接待伦理？赵崇明引用了美国着名作家、教育家及社会行动者帕尔默（Parker J. Palmer）的着作《民主，心碎的政治？》，提醒人性本身对非我族类的排斥，而接待伦理与公共生活息息相关，是一个公共社会的呈现，「接待本身是违反人性，但圣经中经常要求我们作违反人性的事，令我们学习走出自己的私人领域，走去公共世界；public与pub这个字，都是指向公共空间，所以伞运时占领区其实是一个大的pub，但不只是在运动时，平时是否都可以有？教会是否可以做？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公民集会。」
他更提醒，独裁政权常把非我族类妖魔化，「香港人又有样学样」，无论蓝、黄阵营，都会制造稻草人作攻击对象，「那是非常不民主，香港人口说支持民主，却为何犯此毛病？」
耶稣示範开放餐桌来接待他者
赵崇明之后再引用路加福音廿四章论说接待伦理，经文中门徒中有两个人接待了已复活耶稣，但因眼睛模糊而没认出他来，便如同接待陌生人一样，直至他们用餐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擘开、再递给他们，这时他们的眼睛才开了能认出耶稣来，而正因耶稣这三个可见的行为，他们的眼睛才得明亮；而在约翰福音一章10至12节，经文正正提及世界「不认识他」，当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也并不接纳他」，「人不认识上帝，所以不接待他，是跟伦理有关，认识不单是知识问题，是指理解，前提是在于信，faith seeking understand，而信心是要冒险的，就像亚伯拉罕，他的信便令他一直要冒很多险，今天我们的信只是讲决志，变得so cheap。」
然而，何以我们会抗拒接待，原来跟罪有关，令我们不愿意打开黑暗的心门，所以接待既是信的表现，也是令我们能打破隔膜，认识更深，「接待是令我们进入一些跟自己不同的世界，但接待不是没有自己的立场；耶稣就示範了开放餐桌的精神，跟税吏、妓女同坐席，这个开放，让我们和一些跟自己很不同的人成为同伴。」
他最后引用克拉普（Rodney Clapp）论圣餐的社群伦理，包括能把信徒塑造成一个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社群；坚守平等主义的群体；有资源面对冲突和承认失败的群体；以及一个非暴力的群体。
在答问环节，有参与者问及今天社会和家庭等，都不能体现出真理，基督徒单是从圣礼中，可如何为这些价值观作重新定义？赵崇明先回应指，圣礼实践非暴力行动绝非逃避，其实是有行动，所以也是一种抗争；而他认为，抗争中「真打」的以暴易暴是下策，反而具象征性意义的行为艺术，虽然非即时生效，却能带来更大的力量。
亦有参与者指出，今天香港教会内也出现撕裂，而教会亦很怕非我族类者，究竟是否因为教会在施行圣礼上有所缺乏，所以亦失去了这些元素？赵崇明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而虽然礼仪教会理应本质上处理得较好，但实际却是不然，令圣礼倾向个人化而缺乏公共性。他继而提出一些挑战，如同性恋者是否能领圣餐？婴孩洗礼后又是否能领圣餐等，「同性恋者领圣餐有什么问题？圣餐就是为罪人而设，也代表接纳；婴孩洗礼是延续割礼精神，代表其所属群体欢迎他成为成员，并由这群体即整个教会，一同教导成长；受浸不应该是领圣餐的条件，因为信而受洗其实是应该同时发生的，只是现在才分开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