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文社」在五月五日的讲座引发我在面书写了〈「馀民神学」刍议〉一文。意想不到的是文章引发面书朋友热烈留言和评论，当中包括神学院老师、一些正在海外修读神学的朋友等。《时代论坛》编辑问我能否转载文章，我说当然没有问题，但我觉得那些留言和评论，要比我写的文章精彩和更具价值。我的文章，大概只有内里一句「以上我只是抛砖引玉、是刍议，什至说是没经深思熟虑，快快脱口的想法。」是准确的。于是，我向编辑建议我写一篇类似「后记」的文章，尝试呈现部份留言评论（虽然这无可避免有我个人的选取角度与表达方式）并补充、延展我一些想法，再连同拙文一并刊登。写此篇是希望它帮助我继续思考本土神学、修正我不足或错误的看法、指出我没留意的盲点；我也希望，这篇继续引发同道思考，关心香港神学发展。
再论「遗民」
在〈「馀民神学」刍议〉中，一个我没细心留意的地方是「遗民」和「馀民」，在圣经里实属同一原文（不同中译），英文皆作 “remnant” 。我很多谢邢福增教授和叶菁华教授的指正。「遗民」，不是「被遗弃」（being abandoned）的意思。因此，从圣经原文的角度看，我没必要划分「馀民」和「遗民」。
然而，我仍认为「遗民」不是一个恰当、现阶段可用的词汇。原因是这中译的指向，在今天的香港社会莫衷一是，而当中很多指向都不什理想。一方面，我相信不少人像我和卢龙光牧师一样，对「遗民」一词有「被遗弃」的「感觉」、「印象」、即时的解读——这不关乎有否考究圣经原文之事，而是翻译出来的语言本身导致使用该语言的人作出与原文有偏差的即时联想。于是，我在前文提及使用「遗民」一词令我们缺乏主体性的忧虑，仍可能存在。
另一方面，也可说是另一极端，是「遗民」一词有过份自我优越的指向，把「非我族类」视作次等，看不到「香港人」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陈云在《香港遗民论》一书中，正是以「遗民」来形容香港人，指香港人是华夏文化的「遗民」，应保存和延续它的命脉。这取态以及其引起的忧虑，其实很接近我在前文就「选民」一词谈及的。总的来说，「遗民」这中文翻译在现阶段有众说纷纭且不理想的指向，以致我认为很难把它加以运用来发展本土神学。
再论「馀民」
但我是否仍坚持用「馀民」一词？看过留言和评论后，我承认我得三思。关瑞文教授指，第一，「馀民」这词对很多香港人来说太陌生；第二，他说「馀民」一词有「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的倾向以致危险，可能压抑多元声音，而多元声音正是抵抗压迫的基本元素。「本质化」的危险，正是用语可能被宰制者利用，加强、坚固宰制者与被宰制者各自的身份，成为宰制的共谋。
关于第二点，我承认「馀民」一词有「本质化」以及被宰制者利用的危险，但我想澄清，我在前文那建构本土神学论述的主张，没有「本质化」的意图。我的取态，贴近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看法，即不能说有一种香港人身份的本质，却只有不同人的经验的相似性，而这些相似性，能让我们作出归类辨认；我的取态，也贴近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感情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看法，即纵使人有不同生活经验，但我们仍能从不同经验中看到某社群具某种结构。这结构并非死板不变，而是包含社群中人向结构不断和主动的形塑。总之，我认为在本土神学论述，并非抽象地提取（abstract）一种属于香港人的本质，然后发展，却是基于、从香港人的生活经验出发，承载起香港人的集体经验，描绘出香港人的生活经验「结构」，言说出一种本土神学论述。
建构香港本土神学的需要
为什么我深感须言说一种本土神学论述？这与我并很多像我这一代的香港人的生活经验有关。我出生于八十年代，对香港和中国社会的认识始于九十年代，目睹「六四事件」、一九九七香港政权移交并其后香港社会光景的众多变化。我的经历与体会，令我明白香港人有某种深层结构，而这深层结构是可以、应该用言语被言说的。虽然我仍不知道怎样才是好的言说（事实上，学者们正努力地尝试对此作出好的言说），但我就是明白它可以和应该被言说。
任何论述，都有被宰制者利用、巩固其宰制地位的危险。但这不等于不应提出一种论述，因人始终是用言语沟通的动物，我们需要透过言说去表达和生活。论述须被提出，问题是我们必须明白论述提出后，就是诠释的争战。留意今天政治局势，会发觉战争往往不只是以军备武器出现，却也以贸易竞技、舆论战等方式呈现。建构本土神学论述，其中一个原因，是抗衡今天日趋呈现宗教性（religiosity）的中共势力。（参刊登于第1594期《时代论坛》「观点」的拙文〈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由从前到现在，很多人明白言说香港本土神学的重要和需要：因上几代香港人的经历而生的「难民神学」、冯炜文先生在九七前提过的「陆缘神学」、杨牧谷牧师的「复和神学」、近年任志强博士提及的「阈间神学」……这些神学名目下的内容，有描述（descriptive）、解释（explanatory）、规範（normative）等不同性质，也有同时具备多种性质的。但如果考虑香港社会今天的情况以及周边宏观的局势，我们会明白今天我们须基于前辈的努力，开创一种新的本土神学论述，因今天年轻一代，成长于九七后，本土意识抬头，他们心中的香港及中国的定位，跟不少上一代不同（但年轻一代亦要明白，今天的社会光景，从没有过历史的断裂。）可以预计的是，本土意识会继续蕴酿；然而，另一方面是中共的强势管治，预料持续一段时间，并会设法把香港的本土意识（中共视之为的「港独」）消灭于萌芽阶段。这就导致两股抗衡的力量出现。香港社会在未来的变化，固然受多个因素板块的活动影响。但可以肯定，以上两个抗衡力量的板块，一定最为活跃。如果说建构一种新的本土神学论述，就不能不留意这两个板块的活动情况；什至，本土神学论述可能就在这两板块互相接触、碰撞的过程中产生。
建构香港本土神学的困难
然而，正因为身处两股抗衡力量中，建构新的本土神学论述会遇到不少困难。简单来说，困难在于香港的独特历史和社会处境，例如其殖民地历史、及后缺乏或只有薄弱的去殖和主体性建立的历史进程、香港社会本身的混杂性、语言和权力关系的考虑等。
上述已提及，言说、形容香港人时，须小心选取词汇，因一些词汇，特别是一些有本质化倾向的身份形容，可能加强宰制者与被宰制者的位置，从而延续什至加剧已然的宰制情况。语言与现实权力关系，原是密不可分的。考虑到香港在政治层面上，从来只有其政治主权「被移交」至第三方，而没有真正去殖及其主体性建立的历史进程，而且，在今天的现实权力关系中，香港处于下风。因此，选取词汇时必须三思。
第二个困难是一旦用上某词汇形容香港人，就有掩盖香港本身混杂性的危险。英殖时期，政府乐见香港人「非政治化」。这间接助长香港社会于某时期孕育出多元的声音。多元声音，原是抗衡宰制者的最佳利器。用上某词汇形容「香港人」，用以承载他们不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在压下──什至抹煞不同的声音与生活经验。
此文一直在说「本土神学论述」。但究竟何为「本土神学论述」？我们是要以基督宗教神学论香港，还是要建构属于香港，什至是由香港而出的神学？此为第三个难题。
殖民神学和寂民神学
关于第一个困难，关瑞文教授在早段的留言表示，用「殖民」来形容香港人，可能（他强调只是「可能」）会较有抗争价值。香港似乎是非殖了，但如果按学者周蕾的说法，现在的香港，其实是介于两种殖民之间（英国和中国）。但既然很多人说香港已「回归」中国，怎么会说香港被「自己人」「殖民」？于是，「殖民」这字，构成了一种模棱两可的（ambivalent）状况，表达出香港人这身份游走于渴望去殖与现实是被再殖之间，游走于自豪与羞耻之间，游走于发展与被利用之间，游走于外人统治与被「自己人」消灭香港主体之间。
「殖民」这词会否有被宰制者利用以加强宰制的情况？确有这可能。但关瑞文教授借用后殖民研究学者史碧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战略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概念，指「殖民」一词一方面在哲学上反对本质主义，但在战略上，因某些政治原因和需要，会视这词为一稳定的身份，以令人作出相应行动。因此，使用「殖民」一词会有风险，但使用「殖民」一词也源于抗衡的需要。
叶菁华教授在留言中认为，「殖民」在文法结构上虽跟「遗民」、「馀民」、「蚁民」等不同（「遗」、「馀」、「蚁」皆为形容词，所以不能把「殖民」看为名词），但「殖民」又确能承载香港历史以及当代香港人的经验，亦不容易陷入大中华民族的想像，也可跟文化研究中的后殖理论连系，包括有关混杂性的讨论，而且「殖民」令人自然地联想起「帝国」──这词的含意就更丰富，既能呼应希伯来圣经和新约圣经很多内容，亦与今天不少讨论有关，因为帝国不单止可以指中国、美国、英国，也可以是全球的资本主义。
我认同叶菁华教授的想法，因这可帮助解决上述第三个困难，即困惑于究竟以基督宗教神学论香港，还是要建构属于香港或说是由香港而出的神学。因为，毕竟，如果我们明白神学有其处境性或个别性（particularity），也有其划时代性或普遍性（universality）时，我们就没需要从以上两者中二择其一：我们没可能纯粹地用犹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或西方的神学论香港，因为，这是「离地」兼助长霸权的表现；然而，这也不代表我们能完全脱离源自西方社会的神学，只看香港社会发展来谈本土神学论述，因为，一来现代社会发展要比我们想像中复杂。在全球化的大势下，我们更没可能只看某地域的发展。其次，我们终究要建构的是一种围绕基督宗教而出的本土神学，而非如佛教或伊斯兰教的本土神学论述。（但这不排除可与这些宗教对话的可能。）
关于第二个困难，我认为处理的关键，在于所选取的词汇本身要有自我否定的能力，以致能容纳多元的声音。关瑞文教授在后来的留言中，延续有关第一个和第二个困难的讨论，并有趣地提出了「寂民神学」。他说，首先，「寂」与「殖」的粤语发音相近，说「寂民」，令人联想起「殖民」。但「寂民」可解决叶菁华教授提及「殖民」的文法结构问题；第二，「寂民」表达了一批被禁声、被灭声的人，这对应香港人从前在英殖时以至今天的状况；第三，「寂」造成一种矛盾效果，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说出「寂民」这词，另一方面却表达沉寂的意愿，以让不同的、多元的、混杂的声音自我表达，抗衡霸权。这种矛盾效果，可以令沉默变得刺耳，或如Simon & Garfunkel原唱的一首歌的歌名般——”The Sound of Silence” ；第四，我们最终也是要言说，因为
"Fools", said I, "You do not know
Silence like a cancer grows.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n flashed out it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ming
And the sign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s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And tenement halls"
And whispered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民」是否一个恰当的词汇，可用来承载香港人的集体经验，并用以继续发展本土神学论述？这仍有待时间的验证。但走笔至此，我们发现如果发展香港本土神学论述，上述似乎勾勒了一些原则或判准。最后，我希望借用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的一个说法，为文章作结。
透镜的比喻
田立克指耶稣基督之所以为基督宗教的决定性、终极启示（final revelation；田立克强调，“final”比“last”有更丰富的意涵），因为这启示有否定自己却没失去自己（negating itself without losing itself）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一个我们常用的说法就是耶稣基督自愿走上十架之路，被钉死，但他不因此失去自己、被人忘记，反而成为历世历代多人跟随的对象。如此牺牲自己却没丧失自己，犹如一个清澈的透镜，完全通明，让上主的奥秘和持续的启示，直接穿过这透镜，进到、呈现于世间，而这就是田立克心仪向往的神律（theonomy）。
现阶段，我想好的本土神学论述，也可被设想成田立克描述的透镜那样。它要有通透的特质。这特质，一方面能让上主的启示无妨碍地射进香港，令香港人意识上主没有放弃「照住」香港——这，是身为基督信徒的认信。
但让我把这比喻加以想像和发挥，带入香港本土神学建构的讨论里，就是说，透镜之所以要有通透的特质，也因为它要把透镜的另一面，即香港本土的众多声音，带到上主那边。这透镜有其形体（form），其上却不能有任何阻隔光线的障碍。它要透澈得可让任何光线（声音）穿过，继而到达上主那边。
进一步的是，这透镜其中一面，要有能力把众多不同光线（声音）聚焦。这一方面是说一种本土神学论述要有能力承载众多声音，聚焦共识；另一方面是说任何东西（anything）都可被讨论，但不是每一样东西（everything）应被纳入本土神学的议程。这有赖一种批判的角度与敏锐的检视目光。
这透镜般的神学论述有被强权挪用以合理化其管治的危险吗？有的。透镜难以阻止某种压迫的光线垄断光线路线；希特拉也会挪用耶稣（的死）为由，压迫犹太人并合理化纳粹的管治。任何神学论述，一旦成为论述，就得承受不可预测的风险。然而，信徒仍相信透镜的其中一面为上主。上主终究能辨别光线，并把他的启示射进世间。
本土意识在近十年的香港迅速冒起。时代变迁，这本土意识有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本土意识。基督宗教神学如何应对今天这股本土意识，关系到香港教会以至整体社会的发展。建构本土神学论述是为必要，却又充满困难；我们应抛出不同刍议，却也须无惧聆听与修正的必要。这文章一如〈「馀民神学」刍议〉那样，是抛砖引玉。此文的字数比前文多接近四倍，全因本文尝试抽取因前文引发的珍贵留言与评论。
关心本土神学发展的同道，在未来还有众多功夫要做。这包括检视香港社会的历史（特别是非官方的历史论述）、聆听当前香港民间的众多声音、留意中国以至世界局势的发展、敏锐基督宗教神学中有何可与上述对话的资源、尝试建立本土神学刍议的沟通或凝聚共识的平台等。但愿上主使用这一切，祝福香港，祝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