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九年前的六月三日，解放军的坦克与步兵自深宵开始源源不绝地进入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驱逐八九民运以来在该处和平聚集的学生和群众，行动蔓延至附近的大街小巷，死伤枕借，绝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在千里之外的香港，经过多个月来牵动全城的共鸣与同行，市民透过香港记者的镜头，彻夜目睹北京一幕幕血腥镇压的场面。此后每年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的一片烛海，或亮或暗，为死者哀悼，为生者守望，经历廿九个寒暑，始终不辍。一些本地教会亦在六月设立中国主日，为中华大地祷告守望，顾后前瞻。
这段沉痛的历史记忆，深深烙印在香港社会一代人的集体思维里。不过那廿九年来响彻维园的诉求（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到今天却一方面被部份新世代质疑这些「大中华胶」主张到底与香港何干，以至好一部份大学院校渐行渐远归于沉寂；另一方面更可能由坊间识时务者眼里的政治不正确措词，变成特区政府选举主任剥夺港人政治权利的DQ借口，什至连「一党专政」四字也可能从中史教科书消失，看来「结束」无从，得以自圆其说。
在夹缝中的香港，这段六四集体记忆，腹背受敌。夹缝的一边，是强权压境愈趋独裁专制的历史篡改与记忆操弄；至于另一边，是感到备受欺压而反弹的自我保护、闭关排外。两者所忽略的，是百多年来香港的自由空间，不单为己，更是为他。东与西，南与北，香港社会独特的开放、混杂与活力，就是由此而来。而真正能够将大家维系在一起的，不是强权撑腰的政治正确，不是条件反射的受害者心态，而是在政治立场的张力与争议以外，还有必须尊重的真相，还有人情与体恤，还有良善与诚恳。正因如此，看见远方的惨剧，会生出人道情怀；目睹远方的不义，会心生义愤；对于被封杀被歪曲被灭声的公众历史，会保存，会纠正，会重述，会追求事件得到公正的面对。
其实，作为地球村的村民，香港社会的对外关注，实在做得不够；但正因如此，对于今天每一份牵动社会心灵的史实记忆，我们就更要珍而重之。只有这样，一些值得社会追寻的价值，像公义，像怜悯，才能在纪念与行动里得到珍视和承传，以至感染更多的人。终有一天，公平如大水滚滚，公义如江河滔滔（摩五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