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殿堂级神学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难得在九十二岁高龄访港，算是本地神学界盛事。不过，除非阁下是神学工作者，否则要通透一个伟大神学家的神学系统并非份内事；笔者亦然，但还是想借此良机从老先生的思想宝库中得到启发，以免「『莫』先生」千里迢迢只为满足信徒的「打卡」欲或学术界的宣传欲——一个真正的神学家，绝不会甘于此。

排民于外的香港神学

笔者先绕过莫特曼的名作《盼望神学》，把焦点放在他的《神学思想的经验》（一九九九，中译本由道风书社出版，二○一二，二版）一隅：第三章「解放性神学之镜象」第四部「针对统治阶级的民众神学」。吸引笔者目光在于其中重覆提及的两字：民众。莫特曼以为，上世纪六、七○年代于韩国兴起的民众神学，是自马丁路德后少数能产生社会和教会改革的释经发现。那么，发现「民众」为何有如此大的力量？民众神学指出，在马可福音用来形容围绕耶稣的百姓之用字，既不指向上帝的子民，也无外族的涵义。而基督在世教导、怜悯、医治、喂饱、讲道的这班民众，南韩神学家安炳茂认为就是罗马帝国下毫无权利的百姓，并延伸至历世受苦和被压迫者。莫特曼即使对民众神学内容有所批判，但对安炳茂上述的解经仍持认同态度，所以说：

「民众神学并不是一种本色化的神学……而是一种以韩国受苦的百姓为对象的情境化神学，因此，它对全世界被耶稣称为有福的上帝国子民是开放的。」（页二七九至二八○）

的确，民众不是「耶稣事工无名的背景」，而是耶稣之所以道成肉身临在和工作的主要对象。问题来了，香港神学的对象是谁？这不好说。坦白而言，本港的大部份神学着作、讲座对象根本不是民众。如果耶稣与民众的对话是日常用语为主的比喻，那么本地神学顿时就显得曲高和寡，民众根本听不明白，此其一。其二，民众既没有宗教和种族身份，耶稣的对象就非只属一班人。反观，有多少本地神学信息能在公共环境被听到？对教外人来说，大部份神学人不过是闭门造车，「他们」所讲的根本与「我们」无关，即使偶尔听到了，亦如前叙所说，太多的宗教用语也成为听得明白的阻拦。看来，神学界宣讲的，仍然只是向帝国传讲的象牙塔产物而已。

不能为人指出盼望所在的香港神学

本地神学除了有可能弄错对象，什至在内容上也容易出现误差。为莫特曼奠定神学界地位的《盼望神学》（一九六四，中译本由道风书社出版，二○一二，二版），对今日的香港神学确有启迪。雨伞运动后，神学界似乎配合潮流，关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书籍和活动如雨后春笋。对此，笔者早前与一班肢体讨论过这个现象，得到一个颇有趣的小结：本地的社关神学不过是被社会牵着鼻子走的附属品。也就是说，大部份的本地神学不过是「神学化的社会或政治学」，以神学术语来附和社会正在关注的议题，而非「关注政治或社会学的神学」，能为社会展现神学独有的想像和视野。

笔者日前在所属教会与肢体查考彼得前书，在彼得强调书信是写给「寄居者」一点上思考对今日信徒的意义时，发现难以引起肢体共鸣，令笔者多少明白箇中因由。因为对比该书信深感被社会边缘的受信人，香港基督教界大概在「反同」时才能有所体会自己的「独特」，一般情况下，「我们活得不错，周围的朋友对我信耶稣并不反对」，论寄居、谈边缘、想盼望，只会换来一堆「黑人问号」。但是，莫特曼却提醒信徒不要对现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在书的序言已大声疾呼：

「只要信仰发展成盼望，所造成的就不是安定，而是不安；不是有耐心，而是无耐心。它并没有抚平不平静的心，它本身反而就是人的这颗不平静的心。凡是盼望基督的，便不能忍受既定的现实，而是开始因着这个现实而受苦，并开始反对这个现实。与上帝和好，意味着与现实冲突，因为所应许的将来的尖刺无情地刺着每个未实现的当下的肉身。如果我们眼里只有我们所看到的，那么我们就会甘心情愿地或勉强地忍受事物现在所是的那个样子。我们之所以难以忍受，之所以无法与现实友好地和谐共处，这完全是坚不可摧的盼望造成的。」（页十六）

盼望，就不能忍受现实世界的糟透。与上帝和好，就必然看见世界与他渐行渐远而走下坡。当然，关注政治和社会的神学人也许会追问：我们所以投身社关，不就是因为明白现实之不济吗？但这样的论调，同样充斥在后雨伞的社会。这几年，政治体制的改革，什至更激进的革命才是香港唯一出路之说法，并不叫人陌生，但它们都有一个前提：真正的盼望能在这个世界找到，自己香港自己「可以」救。但盼望神学可贵和独特之处，就是对这种想法提出质疑：在基督之外，有真盼望的可能吗？这几年，神学界偏好与各种政治伦理和社会问题对话，但鲜少听见在社会提出有力而理应会被边缘的神圣信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正如莫特曼在第五章「出埃及的教会」第六部「基督教在社会中的呼召」中提到：

「不能只是盼望并期待复活的基督来临中的掌权。这盼望和期待，要影响社会历史中的生活、行动和受苦。因此，使命不仅意味着信仰的盼望和扩展，也意味着在历史中改变生命……基督教关于行动的学说必须发展出期盼的境域，这是涉及上帝国、上帝的公义、上帝与崭新创造的和平、上帝的自由和他对所有人的慈爱的期盼境域。只有这种深刻影响当下的期盼境域，才能引领盼望者和受差者进行反抗并在不完美的受苦，将他带入与社会现状的冲突当中，并让他找到『当下的十字架』。」（页三三七、三四一）

在后雨伞言说从上主而来的盼望，绝非守株待兔，鼓励苦等基督回来解决现世不能根治的问题。不，莫特曼也讲行动，却一针见血道出民众的盼望所在不可能只着眼于现实如何改革，惟有先定睛基督，改革才有方向和力量。香港神学缺乏应有的边缘性，以及莫特曼明显着重的终末性，就意味它必然失败。

莫特曼以身作则是香港神学的榜样

然而，笔者以为，最重要的还不是莫特曼的理论，而是他作为一个信徒的榜样，因为他不单是一位能感动人心的神学家，更是一位实践的神学家。以莫特曼在南韩的经历为例，他的神学对民众而言并不离地，而他本人也绝非空谈民众神学对他的启发。上世纪七○年代，南韩社会仍受制于专制政府，一位学生被以从事北韩间谍的莫须有罪名判处死刑后，在法庭以《盼望神学》作为抗辩的依据，而莫特曼亦多次到当地法院为他申诉。虽然最终未能营救该学生，足证莫特曼的神学非纸上谈兵，此种精神，令人敬重。（《神学思想的经验》，页二七七）

当香港逐渐步入威权时代；当社会充斥指鹿为马的小人；当特首以上帝之名作恶，本地神学界能感动抗争的民众吗？他们的理论，能为社会带来真正的曙光吗？什至，他们会否公开站台，与民众同行，实践自己所写所讲的东西？借用明代理学家王阳明说过的话：

「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一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箇行，方才知得真……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传习录‧徐爱录》）

如果莫特曼来港不能让本地的神学界躬身自省，那么我们不过是消费一个神学家的名气，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