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真理可以用语言表达得像铸造厂的工人切出来的铁片一样清楚明暸。」一个贫困的工人向一位爱说道理的前牧师这样说。

被隐去的教会与宗教

二○○四年十一月，改编自同名小说《北与南》（North and South）的电视剧在英国BBC静悄悄播出，本被业界看淡，首播后数小时BBC网页讨论区却因为浏览人数过多而瘫痪。这本一八五五年出版，探讨工业革命钜变年代种种问题的经典，也因而重新被人发现。

《北与南》思索的不单是阶级对立等当下的社会问题，宗教也是作品所关注的东西。作者伊利莎白（Elizabeth Gaskell）生于伦敦，夫婿为神职人员，同属英格兰北方的非英国国教会之统一教会（Unitarian Church）。先不赘她是一位论派信徒（不承认三位一体，但于十九世纪初受英国国会承认的Unitarianism），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教会理论上对政治与社会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圣公会什至单在英格兰就新建超过一千五百所教堂以满足工业城镇的宗教需要，但小说却异于时下氛围，对宗教下笔什少。教会在这个大时代几近隐形，值得细味箇中涵义。

然而，作者又非完全把基督宗教拒诸门外。事实上，故事一开始就以宗教作为开始。女主角玛嘉烈（Margaret Hale）的父亲李察（Richard Hale）在一英格兰南方小村担任多年的圣公会牧师，后来却因为对基督信仰起了疑心，决定辞去牧职，举家搬到北方的工业城市过着不稳的人生下半场。小说中，李察是如此向女儿解释：

「如果你继续留任现职会让上帝蒙羞、会败坏你所属教会的名声、会损及你的正直、违背你的良心、破坏你的宁静、什至可能妨碍你的救赎……总而言之，如果你继续从事这份工作的前提是建立在罪恶上头，而且不能获得上帝话语的许可，那么你可以，是的，你必须相信上帝会将你的缄默、中止、免职与放弃，变成他的荣耀，变成增进福音的助力。……一个渴望服待神、荣耀神的灵魂绝不会欠缺机会。……假装为上帝做最伟大的服务，或扛起最繁重的责任，也不能使最微小的罪得到赦免。……唉，我的灵魂啊，如果你被控礼拜不够虔敬、誓言虚伪不实，却为了保有圣职，假装礼拜与誓言不可或缺，你并不会得到感谢。」

显然，他不是不信上帝，而是对国家教会彻底失望。这份决心直到最后仍无动摇。李察在小说后部份因体弱到牛津休养时，朋友建议他随自己到牧区当助理牧师以重执稳定生计，他一口拒绝，并在翌日离世，由始至终把教会和信仰完全切割。

除了小说的开首和尾声，信仰另一有份量的部份在小说的中段。一位因为在工厂经常工作而体弱多病的少女贝茜（Bessy）觉得人生苦短，对启示录关于死后世界的描述特别感兴趣，被同为工人的父亲批评「满脑子美梦和卫理公会那些怪念头，成天幻想黄金大门和珍贵宝石的城市」。除此之外，宗教在五十二章的小说中只有零星的片段，那怕是有几个角色都因病辞世，信仰都鲜少被触及。

教会「有等于无」代表使命不彰

英格兰的宗教改革运动由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开始，虽然后来受信奉天主教的玛丽一世（Mary I, 1516-1558）阻拦而一度中断，但伊利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3-1603）继位后，圣公会的权力就在这个岛国渐趋稳固，什至一度垄断大学入学、选举、政治等权利，而在一七三八年成立的卫理公会后来也发展迅速。可是，基督教去到《北与南》的时代就光辉不再。

启蒙运动的影响固然不得不提，一八二九年在英国颁布的《罗马天主教徒恢复公民权条例》（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也使英国的基督教备受挑战，小说中玛嘉烈的哥哥改信天主教就是一个时代写照。就连国家教会内部也有人对之不满，重思教会的工作是否只助人皈依基督宗教，而对社会不公视若无睹。这些张力都能在《北与南》感受得到。作者借李察宁愿放弃舒适的牧职生活之决心表达对国家教会的不满，这点倒不难洞察，但以贝茜父亲的口批判建立初期关注劳工阶级的卫理公会，震撼可能更大，则大不列颠所有教会似乎都应付不到群众在大时代的需要。

工业革命带来的剧变不啻是大英帝国版图扩大和经济欣欣向荣，童工、环境污染、工人罢工、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起——那是一个汰弱留强，只有赢家与输家（winners and losers）的世界。即使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人难以摆脱基督宗教，不过在小说中，每日为糊口的工人和经常关心穷人的牧者都不能从中找到人生出路，只能成为病危的贝茜安慰自己之心灵药物。基督宗教的影响力表面鲜明，但在这本大时代的小说偏偏近乎被隐形，且只要一出现又是贬义为主，多少反映观察力强的文学家对此的无奈与控诉，讽刺其对急剧转变的社会问题毫无作用。

《北与南》距今已超过一百五十年，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教会亦曾坐享不少资源，根基理应打得稳固，为何下场与《北与南》笔下的圣公会和卫理公会一样，在社会中无人重视其应有的属灵功能？当然，有朋友可能会不同意，皆因坊间不乏对教会的批评。但我以为，相对于知道教会和基督教存在的香港人口，不提者应远比鄙夷者多。主权移交之后，较为「平静」的日子只有数年，接着理应是个大时代，但教会好像回应不了这个时代。如同工业革命下的英国之社会结构产生钜变，九七年（或○三年）后的香港也不断演变，自称为「山上的城」、「灯臺上的灯」的教会，却倒行逆施，与生命的嗟叹接不上轨。社会不谈论教会，是因为她对社会已沦为「有等于无」，一旦讨论则贬多褒少，是因为对她虚伪的不忿。在这个大时代，香港教会真能听到社会的叹息与悲痛，在天堂的憧憬以外为人带来「不像世人所赐的平安」（约十四27）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