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在二月廿一日（年初六）的「神学路思第三届培灵会」中，以「上帝的愚拙与智慧！」（林前一10-17）为题讲道，并且在「脸书」（Facebook）分别由《时代论坛》及「神学路思」作出报道，引起了不少回应与争论，本人为了此讲道能引起不同意见的表达，感到欣喜！
由于本人已在脸书作了一些回应，本来不打算在《时代论坛》对一些评论再作回应。但日前收到《时代论坛》转来余杰先生对本人讲道回应的长文：〈反抗暴政是一种负面价值吗？〉，几经考虑：余先生远在美国，从未在香港长期生活，在八九年后成长，却对本人针对香港的讲道（他说是「论坛」）以长文回应，什为难得，故决定就其文章作出几点反应：
一、肯定主题：谢谢他在文中对本人讲道的主要论述作出肯定，什至美言为「这句话看似天衣无缝」；另外亦肯定本人在一九九七年关于「教会并非一个政治团体，但对社会却有一定的期望」的论述。其实本人在一九八○年开始参与社会运动至今，从未改变本人以圣经为基础，对教会、基督徒关心社会，参与政治的立场，只可惜余先生并非在香港生活，亦太年轻，所以对本人认识不多，故此在文中只表达他自以为认识的「卢龙光」作为他批评、攻击的对象，什至以为有「两个卢龙光」。
二、乱扣帽子：由于余先生并未在现场听本人的发言，而该次讲道亦因主办方没有录音，故此相信余先生是按「脸书」上的报道作出回应。然而，余先生却不按报道的整份文本，而是按一些对本人的批评再作延伸思考而作出攻击批评。
他说本人：「口风一转，对那些『造成撕裂、破坏复合』的事件，如八九民运和雨伞运动提出严厉批判」；但他所引用之文本不但看不出他的批评有所根据，而事实上本人亦从未对他所提的两起事件作出「严厉批判」，本人一直呼吁的是对这些争取民主运动的事件必需作出「批判地反思」，以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教训和智慧，这样才对得起那些付出了代价的人士，他们所作的牺牲才有价值。但余先生却扭曲本人的论点，继续对本人扣帽子说：本人提出「牺牲无用论」，而且认为「反抗只能让处境愈来愈糟糕」的想法。
三、混淆因果：余先生以上对本人扣帽子的看法，原因是将一些事物的因果关系混淆，这也是一些批评我「倒果为因」的同样谬误。其实因果关系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历时的因果关系，不带价值判断，就是时间上发生了如八九民运、雨伞运动、立法会议员宣誓被取消资格（DQ）事件，引致了北京政府将《基本法》改得更紧、人大释法将立法会的权力再缩小，以至补选后原本由民主派占有的四个席位减为两个，是民主派在历来的「单议席单票制补选首尝败绩」（蔡子强语）。这些都是政治上的代价和历史发展的现象。
另一个牵涉价值判断的因果关系，在历史中却非常吊诡，正如常人道：「好心不一定有好报，恶人不一定有恶报」，而历史事件中亦往往是好的动机和良好的意愿却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一些坏的原因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却可以是好的；所以，历时的因果关系，并不等于一些坏的后果就否定好的动机。
本人对八九民运的立场：即使学生也有可能犯了错误，但肯定学生是爱国的，政府以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肯定是错误的，平反六四是正义的要求，这立场从未改变，但我们必须批判地反思，我们要客观地面对事实，八九民运并没有达到善良意愿所期望的目标，这是一场失败的民主运动，即使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主运动，也可以去批评政府当时的不仁，但历史不可以回头，却可以批判地反思，从经验中得着智慧，以免重蹈覆辙！我们支持民主发展的香港人，必须承认雨伞运动也是一场无功而还的民主运动，而因雨伞运动而赢取的二○一六年立法会议席，却有四个民主派议员因宣誓事件而被取消资格，然后在补选中惨胜，只能保留两席位。这些都是香港民主运动所付出的学费，但我们有没有得着教训和智慧？这是我所关心的焦点。
其实余先生在文中引了余英时的论述：今天的香港得力于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使原本是中国奇大耻辱的殖民地，结果让中国开一个门户，开一个将西方学术、文化传进中国的门户。难道我们会因为歌颂香港今天的自由，开放环境而认为英国的殖民侵略中国是正义、善良的吗？绝不！当日英国所造成的鸦片战争仍是邪恶的，即使当日的中国政府也犯了不少错误，所以我们不可混淆两种因果关系。
四、不伦不类的类比：余文中用了不少篇幅以纳粹政权和希特拉屠杀犹太人的例子来类比今天的中国政府，亦以苏联和捷克及东欧的关系比喻中国和香港的关系，并且以「香港沦陷」描述香港九七回归。
这些不伦不类的类比，只可以说是反映了余先生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但却与大部份中国人对中国所认识的实际处境不符，也不是大部份香港人对香港的了解。
五、扭曲圣经
在结论中，他说：「因反抗，得自由，从旧约中『先知』到新约中的使徒，无不如此。」可惜的是，他并没有举例，也没有引用经文。但他这种「无不如此」的一面倒说法，却扭曲了圣经中提及的先知和使徒的角色和使命。旧约的先知，就是宣告上帝话语的仆人，而最早的先知撒母耳反对民意立王（撒上八1-22），最后奉耶和华的命令分别膏立了扫罗和大卫为王（撒上十1；十六6-13），并且为扫罗服务；只有当扫罗不顺从耶和华的命令时，他责备扫罗，但却仍与他同行，并没有反抗扫罗（撒上十五10-31），即使在离世前他与扫罗分离，但仍为他悲伤（撒上十五34-35）。拿单先知同样为大卫王服务（撒下七1-3），但是当大卫违反耶和华的命令时，拿单直斥其非，宣告审判，但亦宣告其不至于死（撒下十二7-15），其后的先知传统同样的宣告上帝的话语，包括立王（王上十一31；十九16），作王的谋士，宣告审判和存活之道（赛七1-17；耶廿一1-14；卅七16-21）；着名的先知亚摩司和弥迦，都在宣告审判之后，继而宣告拯救。
新约的使徒，同样并不以「因反抗，得自由」作为他们的使命。在使徒的传统中，论到对掌权者的态度，彼得前书二章13-17节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惩恶赏善的官员。因为上帝的旨意原是要你们以行善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虽然你们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务要尊重众人；要敬爱教中的弟兄姊妹；要敬畏神；要尊敬君王。」（《和合本修订版》，下同）而保罗在着名的罗马书十三1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来自神的。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另参提前二1-2；多三1）
这些经文的存在并不为人的喜好而改变，也不因现代处境而转移，而这些经文的历史处境，正是残暴的罗马帝国和杀害耶稣的犹太领袖掌权的时代。不过，使徒当然不是鼓吹盲目的对掌权者顺服，在信仰面对极端的抉择时，彼得和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判断吧！」（徒四19）
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1-7节同样对掌权者的权力作出规限：一、权力的来源是上帝而不是掌权者；二、掌权者是上帝的用人；三、掌权者的权责是赏善罚恶；四、顺服掌权者不是因为害怕受罚，而是因为良心。故此，在使徒传统中，顺服掌权者是常态，只是在极端的情况下，因为顺从上帝，为了良心，情愿受罚，才会选择抗命。
而使徒最重要的使命，正是冒着生命危险宣告钉十字架的基督已经复活了，呼召人从与上帝和人断绝了关系的仇恨和罪恶的处境中悔改，与神和人复和（徒二22-32、36-47；罗五1-11；林前一10-18；林后五17-20；加三26-29；弗二14-16；西一20-22），而非只是对抗。
六、他认为本人「变脸」，对「香港和中国事物的看法发生了静悄悄的位移：他对习近平政权拆毁教堂和十字架、抓捕基督徒和人权律师的暴行不闻不问，反倒对一名官方『三自会』的高级官员高寿而死感到伤心欲绝。」
他这番言论，一方面令我惊奇，另一方面觉得失望；惊奇的是世界在变，中国在变，香港在变，任何人的观点，当然有基本原则，但若只是固步自封，只看昨日，不看今天，只见到黑暗，见不到光明，不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去看变化中的景物，作出反思、判断和调适，这种立场是无法沟通和对话的。
我在一九七六年回应冯炜文先生有关中国和香港前景的文章：〈敢问以诚栽今明〉中，已经说明我的立场：「若是基督徒看『中国』，只是寻找共产主义与基督信仰的冲突，那是故意对立，若我们看『中国』，只是寻找两者的共通，那只是一厢情愿的自我陶醉。……我们既要有整全的看法，就要看冲突、看共通、看珍珠、看腐朽，看国家整体，看个别人民，看五千年历史文化，看今日历史时空。」这立场至今四十多年，从未改变。
而我觉得失望的是：余先生根本没有去了解我对拆毁十字架和内地教会受打压的立场，便妄下判语。而对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因为信仰而被打压、批斗至死亡边缘，廿一年才获得平反的宁波市范爱侍牧师作出侮辱性言论，称他为官方「三自会」的「高级官员」！余先生，我没有资格去论断你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你可能受了不少苦，但即使你对中国政府和三自教会充满恨意，也何必对一位受了廿一年苦难，而至死忠心，在极艰难岁月中继续事奉上帝和教会，受内地基督徒非常尊敬的牧师如此凉薄？
余先生在文中提到了刘晓波，又以混淆因果关系的逻辑去作为例子来批评我的观点。但这使我想起刘晓波的名言，虽然他没有承认是基督徒，但他在二○○九年十二月受审时向法庭递交的陈述文章：〈我没有敌人〉中，充满了基督的情怀，他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余先生，你可以聆听到刘晓波「以爱化解恨」的呼声吗？
